本文在分析媒体影响资本市场典型事实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媒体及媒体语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本文重点梳理了银广厦、2008年中国毒奶粉、美国安然以及“剑桥分析”等事件中媒体影响资本市场的典型事实,并尝试分析其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在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MP)的基础上,将资本资产收益率的主观分布和客观分布分离,构建了分析媒体影响资本资产定价的理论模型。本文将抽象出四种类型的媒体,即真相揭露型媒体、市场参与型媒体、非理性媒体、舆论引导型媒体。真相揭露型媒体的目标在于发现资本资产收益率的客观分布,并通过披露媒体信息,改变居民的主观期望,从而最小化资本资产收益率的主观分布函数和客观分布函数的距离。市场参与型媒体的目标并非追求真相,而是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该媒体通过对信息的垄断,参与资本市场的交易过程,获取超额利润。非理性媒体是市场信息的放大器。谣言和真实的信息始于小范围的信息披露,非理性的媒体在不确认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放大信息。舆论引导型媒体通过控制初始信息,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即代表性消费者的客观期望效用最大。本文先从理论角度探讨上述类型媒体的存在对资本资产市场定价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在真相揭露型媒体和舆论引导型媒体的情形下,基于资本资产收益率主观分布的市场定价收敛到基于资本资产收益率客观分布的市场定价。在市场参与型媒体的情形下,媒体套利行为会压低资本资产的价格。在存在非理性媒体的情形下,媒体会加剧资本市场的波动。本文进而探讨上述四种情形下的福利性质。模型的分析结果认为,四种媒体处于不同的目的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在真相揭露型媒体和舆论引导型媒体的情形下,市场实现了福利最大化。在市场参与型媒体和非理性媒体的情形下,市场的力量不足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了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媒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尤其是验证舆论引导型媒体是否影响到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本文采集了《人民日报》的文本大数据,并采用问归模型验证《人民日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将非结构化信息进行结构化转化,是大数据分析的重要特征。借助文本分析量化《人民日报》信息,来考察舆论引导型媒体关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界定和测算《人民日报》的行业关注度来测度的其政策导向,进而研究《人民日报》关注对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度及股票收益的影响。利用23个行业的66支股票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作为舆论引导型媒体,《人民日报》关注度对股票行业收益及对应公司个股收益都有显著影响,新闻报道发布之初,对股票收益产生负作用,关注度越高的股票其收益率和超额收益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在几日后发生逆转,即股票收益在下一个阶段会随着关注度的提升而上升,这一现象在《人民日报》关注度对行业股票收益与对应的个股股票收益的影响一致。同时,《人民日报》关注度增加,股票成交量与股票换手率会上升,即《人民日报》关注度越高的股票会越活跃,且《人民日报》对个股收益率的影响会随着成交量和换手率的提升而上升。本文认为:舆论引导型媒体关注度是影响股票市场定价的因素,其关注水平的高低会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舆论引导型媒体关注度高的行业,其股票交易会相对活跃,融资能力上升。一段时间内舆论引导型媒体对某些行业的持续关注的效果要优于非持续性关注,带来行业股票交易的持续活跃,有利于行业融资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研究话题和范围的创新,其次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在媒体分类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类型媒体及其报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拓展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从语言和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去看待媒体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同时本文的实证部分探讨了《人民日报》这一舆论引导型媒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人民日报》在中国有着特殊的身份,被誉为党的喉舌。这种特殊的身份赋予了《人民日报》特殊的功能和意义。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文献主要选取财经媒体作为解释变量,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讨舆论引导型媒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本文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创新。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理论和实证方法上做出了创新。本文拓展了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尤其是将资本资产收益率主观分布与客观分布分离,进而探讨不同类型的媒体信息和语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本文创新性地将媒体分为真相揭露型媒体、市场参与型媒体、非理性媒体、舆论引导型媒体,并对其的行为加以理论刻画。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创新性地采用了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式量化媒体信息,为刻画媒体行为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本文的组织方式如下。第1章为导论,第2章综述相关文献。第3章对近年来发生在国内外著名的媒体影响资本市场的案例和事实进行分析。第4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媒体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第5章采用《人民日报》文本大数据实证分析舆论引导型媒体关注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第6章给出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