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问题。引进模仿和自主创新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方式。引进模仿节省了大量的研发投入和试错成本,使后发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实现技术进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引进模仿的成本会逐步增加,后发国家会转而依靠自主创新来提高技术水平,这就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内生转变机制。内生转变机制使后发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最终赶超世界技术前沿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世界技术中心已经发生了数次转移,曾经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被后起的国家赶超,这些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经历了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但是这样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很多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技术水平的初步提高之后,却难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强创新能力进一步缩小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东亚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非凡成就,被称为“东亚奇迹”,但是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却一直依赖于引进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之后,难以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本文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方式转变障碍假说。　　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系列相关文献基础上的:关于“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进步方式”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框架;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而在引进模仿阶段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会对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参考了“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相关文献;后发国家的概念是建立在“后发优势”基础之上的,本文提出的内生转变障碍其实是“后发劣势”的一种表现,在已有研究“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由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的转变;有关“东亚奇迹”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现实素材。　　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引进模仿的技术进步方式下,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技术进步速度的最大化,会采取政府主导的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市场结构的过度垄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在引进模仿方式下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却造成了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和本国企业创新激励的缺乏,从而形成了技术进步方式内生转变的障碍。由于转变障碍的存在,即使后发国家的政府认识到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采取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难以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两期企业技术进步决策模型,以此来讨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内生转变问题:当一国的技术水平与世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时,该国会采用引进模仿为主的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而当一国的技术水平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逐渐缩小并接近前沿的时候,该国会转而采用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这种转变是内生的。过高的市场垄断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政府被企业游说等因素会导致后发国家陷入技术进步陷阱,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转变障碍。然后,本文通过一个存在TFP永久差异和技术扩散效应的增长模型,利用主要发达国家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对后发国家技术进步陷阱的存在性和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观点。接下来,本文回顾了日本和韩国技术进步的历史。这两个国家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代表,都经历过引进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阶段。日本在二战后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实现了飞速的技术进步,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力甚至强于美国,但在整体创新能力上无法超越美国,其成为新的世界技术中心的预言也变成空谈;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类似,但是创新能力比日本更弱。本文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大企业的发展历程等新的角度,揭示了这两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历程与其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论证了本文观点。　　在现有的技术路径上,面临转变障碍的后发国家无法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最终超越发达国家,而只能处于追随地位。本文指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突破性创新克服转变障碍,在技术水平上超越发达国家。在明确了突破性创新的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突破性创新对后发国家跨越转变障碍的有效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本文分析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历程和面临的转变障碍,并就中国如何利用突破性创新跨越转变障碍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