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刘全进瓜故事”,包括“魏征梦斩泾河龙”、“唐太宗游地府”、“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三个叙事单元。这三个叙事单元在公共叙事领域的历史与平面内独立发育,由各自的小说、戏曲、说唱等文本系统进行“交互性”阐释,又渐趋“聚合”,形成以“唐太宗游地府”为叙事重心的完整故事,最后被“西游故事”吸纳,成为连接“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大单元的“车钩”情节。“聚合”之后的故事,在小说与戏曲两种文本系统中的发育是不均衡的。在小说文本系统中,由于百回本《西游记》的强力干预,故事始终被禁锢在“西游故事”的整体中,呈现停滞,甚至退化状态。在戏曲文本系统中,故事的叙事重心则由“唐太宗游地府”转向“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以至形成另一个新故事。特别是在《钓鱼船》等传奇文本中,文人剧作家根据戏曲文本的讲述习惯,以及个人的理想志趣,对故事进行了思想意蕴和艺术构造上的提升和优化,使之成为以隐士刘(吕)全夫妇为主人公的爱情传奇。然而,在戏曲文本系统中获得新生的“刘全进瓜故事”,并未在之后的传播中表现出任何优势。相反,故事迅速退化：不仅未被其他文本系统接收、继承,连在戏曲文本系统内部也未能延续其生命。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了来自戏曲文本系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相关因素的制约。与小说文本系统相比,戏曲文本系统对故事的阐释、传播活动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受场上讲述习惯的制约大,对时空条件的要求高,故事形态不稳定,受众面相对狭窄,流通渠道不够灵活等等。这就要求戏曲文本系统必须与其他文本系统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完成对故事的有效阐释和传播。然而,由于百回本《西游记》的深刻影响,这一良性互动事实上没有形成。小说、说唱文本系统以“唐太宗游地府”为叙事重心,展开“互文性”阐释,而将戏曲文本系统中形成的以“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为叙事重心的新故事排斥在外,使之未能长期居于流通渠道的中心,以至退化、消亡。本文即以戏曲文本为中心,对故事在各个发育阶段的形态及成因进行描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