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战后的世界思想发展史，当代人道主义思想在多种思潮的合力推动下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作为最关乎人和人性的思想，人道主义已经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当今这个时代引起全人类深层次的共鸣。这种共鸣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在20世纪的诸多东西方经典文本中，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当代人道主义思想诸元素的把握，将东西方经典文本进行比较，探讨中国当下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独异性，并分析其的成因和未来的走向。 二战之后，西方的诸多文艺作品着力于叙写纯粹的人性，在取消了二元对立的同时，反思历史中的灾难和教训，构建了当代西方人道主义的理论原点，即对人的生存权和生命意识的关注。而在中国当代小说，特别是战争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作品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反映在以尤凤伟为代表的作家的作品中，如《生命通道》、《生存》等，而在这些作品中也同时表现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内质和价值取向。 生命只是生存命题的一部分，生存权也只是当代人道主义的一个原点，从对生命的尊重中走出来，人类要完成对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追问，也就是对于生存哲学的探寻。当代西方人道主义的生存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密切的联系，集中表现于萨特的学说和戏剧作品中。将东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西方作品重视反思，着重突显出人性的崇高，崇尚人性的自我超越，而中国作品在民间叙事的形式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的对于苦难的隐忍和对于生存的理解，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这种生存哲学的完美诠释。 人道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体更好地生存而服务的，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的，人道主义表现为对现实情境中人性流变的人文关怀。当代西方作品着力于关注文化冲突下的人性对话和权力话语下的人性扭曲，与此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精神内质是相同的，而受制于中国千百年来相对静止的乡土社会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造就的带有群体性的国人品性，中国作家要走的人性关怀之路就显得更为艰难。我们无需辩驳哪一种人道主义更为深刻，更具有普遍性。中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必然是人类整体自我关怀的一个重要部分。 通过三个部分的论述，大致勾勒出了人道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及其在东西方文艺作品中的表现，最终得出的是当代人道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生存与超越，而这两个基本命题同样代表着当代东西方文学对人的发现和把握的不同侧重点。中国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对于中国人生存哲学的发掘和人性关怀之路，还远没有结束，将伴随历史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