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各国的资本市场都在逐步增加与世界的融合,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而我国自1991年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发行开始,就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稳健开放我国资本市场。然而从实际出发,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同境外成熟资本市场还存在差距,多表现为关系型交易过多、股权结构集中、政商关系广泛存在、关联交易较为严重。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持股期限通常较短,交易频繁、换手率较高,这造成我国股市波动性较大,不利于股市发展,并且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不成熟,对于投资者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执行能力要弱于发达国家。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运行,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运行,我国股票市场开放随着陆港通启动也进入新的阶段。引入的境外投资者通常具有丰富投资经验、先进技术分析能力、较强的投资者保护意识并且独立于国内的政商环境,可以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施加外部压力来督促上市公司提高其信息透明度,优化公司治理水平;此外我国监管机构也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投资者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在这个背景下,学界对于股票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宏观经济后果,微观经济后果通常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写对公司股价、融资等影响,鲜有学者研究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聚焦股票市场开放的微观公司治理效应,研究了股票市场开放能否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由于产生代理成本的关键因素是信息不对称,因此进一步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即股票市场开放能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代理成本,并探讨该中介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的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存在差异,上证上市公司侧重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其市值通常较大,公司经营稳定,而深证上市公司侧重于创投和中小企业,其境外投资者相比上证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话语权。因此本文利用深港通开通作为外生事件,采用2013年到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股票市场开放能够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2）股票市场开放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3）股票市场开放后,相比国有企业,该中介效应在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采用两个中介变量（盈余管理水平、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透明度代理变量,一定程度证明结果稳健性,考虑到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果依然成立。本文创新点在于:（1）本文对股票市场开放的微观公司治理效应研究进行扩充;（2）本文采用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效应解释力度较强,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来缓解政策效应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本文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1）监管机构适度稳健扩大股票市场开放的程度;（2）监管机构应当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3）监管机构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制定差别化的监管制度;（4）逐步增加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