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土性资源的信访制度,产生于国家政权成立之初,并在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好的发挥了其政治参与的功能。但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投诉求决类问题涌入信访部门,使其发生了严重的功能错位。而信访制度的功能设计又使它难以承受公民权利救济的重任,当面对汹涌而来的“信访洪峰”之时,信访工作的软弱无力和低效无能使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乃至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都受到了质疑。在民主和法治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这样一个低效无能又充满“人治”色彩的制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更习惯或更乐于通过信访来寻求自己的权利救济?它是怎样运作的?它又将何去何从呢?本文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对社会的回应,信访产生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它的产生和运作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和现实需求。对当政者而言,它不仅符合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更符合在这个“矛盾丛生”的社会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需要,使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内得以有效解决；对底层民众而言,它不仅符合数千年来乡民坚守的生活逻辑和道德准则,更以一种看似“物美价廉”的方式让人们去亲近和敬畏权力。在信访剧场中,信访人、地方政府和国家不仅有作为官方规则的《信访条例》,履行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他们的行为。但在现实的信访舞台上,他们却自有一套别样的游戏规则,在看似混乱、冲突和盲目的表演背后却蕴藏着精妙的理性和逻辑。各方都试图在制度框架内寻求自己合法的存在,并充分利用各种策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总之,在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又自成体系的古老土地上,在这个公民权利崛起和“依法治国”理念已被写入宪法并大力推行的年代,要处理好新制度与旧制度、外来文明与本土性资源之间的关系,而信访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