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重要模式。投资与贸易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通过大力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贸易，迅速推动我国成为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而同样作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渠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却相对缓慢。2000年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年来中国企业掀起了海外投资的热潮，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而同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将多年来吸收外资的巨大成果与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力量相结合，改善我国企业单纯依靠出口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东盟和欧盟是我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其中东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实体，通过对于中国对这两大区域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比较研究，探索投资贸易关系的国别差异性，更好地引导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根据蒙代尔、小岛清、马库森、拉奥等人的经典理论，结合中国对东盟和欧盟的投资贸易发展实际，从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三个角度对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机理进行静态分析;从出口引致型、关税引致型和技术引致型三个角度对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机理进行静态分析，进而在全球供应链的视角下，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动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双向投资贸易引力模型，选取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最小二乘(FGLS)和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两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提高了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对东盟和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本文定性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替代性，是一种效率和市场寻求的复合型投资;而我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呈显著互补关系，对出口贸易则没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技术引致型投资。本文研究认为在目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已不满足于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通过“走出去”对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投资，中国企业正逐渐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不断开拓新兴市场;通过对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中国企业正向供应链上游的产品设计研发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等环节进行渗透。“走出去”战略使得原先作为资源供应方出现在供应链上游的东盟国家逐渐成为了下游重要销售市场，而原先作为下游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欧盟国家则更多的表现为上游的技术提供方，因此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新常态能够扭转中国对东盟的逆差，缩小中国对欧盟的顺差，促进贸易收支的平衡。最后本文指出，无论是对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我国“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带动出口”。因此，应当积极转变与调整仍以“出口激励”为主的相关政策与措施，进而更好地适应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的“新常态”，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层次、水平和效益，推动我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