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曲萌芽到宋元戏曲再到明清戏曲,戏曲行当的发展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考察戏曲行当的历史生成状态,探讨戏曲行当的审美发生机制和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尝试从审美的角度解释行当的本质特征和行当之美产生的奥秘。第一章“脚色、行当发生演变考述”。该章主要在前人提供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评述了行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和存在状况,并对行当的设置原则进行文化阐释。该章确认了脚色、行当等戏曲形式的历史的客观性,为后面行当的审美考察提供基础。第二章“戏曲发展的审美转向与行当的历史生成”。该章主要从历史文化的发展对戏曲的审美方式、审美特点等方面的决定性影响这一角度来考察行当生成的历史过程。从宋代戏曲的重“戏谑”向元杂剧的重“美风化、厚人伦”的审美转向对行当形态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宋、元杂剧中的脚色不再只是简单地起一些完善戏剧结构的作用,而是在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方面具有了相对独立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的戏曲中,由于思想内容受到重视,戏曲人物也就在思想和情感上变得丰富甚至多元化,戏曲中不同人物往往代表不同情感和观念,并在舞台上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情理结构”的统一体。情与理的冲突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戏曲故事在“情”、“理”两极的观照下设计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不同性格的人物,演员也必然要对不同的人物进行情感体验。这些历史—文化造就的戏曲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以人物类型为基础的戏曲行当的形成。第三章“明清时期主要剧种的行当发展与审美特征”。明初剧坛盛行以昆山腔为代表的“四大声腔”,其中行当体制发展得较为充分的是昆山腔,从南戏的行当体制发展到后来的“江湖十二脚色”,基本完成了戏曲行当分类的主要任务。从昆曲的“江湖十二角色”到汉剧的“十大行”,再到京剧初期的“十门角色”,最终形成了京剧“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的行当体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京剧行当通过“删繁就简”再“由简而繁”的方式,使京剧的行当体制下的人物类型化分类日趋完善。京剧发展至梅兰芳时期,艺术的本体化达到了新的高峰。戏曲艺术的本体化实质上是戏曲形式与内容在新的高度上的契合与统一,超越细节的真实,通过营造意境而直达文化的真实,表现了中国戏曲的“诗化”特征。第四章“戏曲行当的审美发生机制”。“理性形式”作为社会理性诸多呈现方式的一种,表现在戏曲中就是戏曲行当。戏曲行当由于积淀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评判系统,是“有意味的形式”和“情感的符号”,故而具有了丰富的理性内容。在戏曲叙事中,行当起到了情感提炼和升华的作用,在中国文化情—理—情的价值建构方式中处于“理”的位置上。现实生活大致属于第一个“情”的层面,戏曲形式属于“理”的层面,戏曲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情感则属于第二个“情”的层面；第二个“情”—舞台呈现出来的情感——对人的心灵净化和人格提升发挥作用。另外,舞台上的“虚”与“实”构成了戏曲行当审美的想象张力,“丑”与“美”代表着行当审美的心理转换,而意象与意境则是行当与程式的动态融汇,最终使戏曲审美指向戏曲意境。第五章“戏曲行当审美意蕴分析举隅”。行当的审美意蕴不是具体人物或典型形象的审美特点,而是行当类型中各种类型化人物具有的审美特征,其来源是“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不断积淀。行当的审美意蕴十分丰富复杂,有时甚至言人人殊,故只能以举隅论之。“生”行是中国戏曲中最主要的一个行当类别,其中的老生行当尤为重要。老生行当以对文化与历史的深刻体认与担当而获得的深沉厚重的智慧化道德人格,在审美上显得虬劲有力,往往给人以沉郁顿挫之感。“旦”行在呈现方式上一般注重含蓄蕴籍之美,但所传达的审美内容极为丰富,在不同类别和不同时期都有很不相同的审美意蕴,难以概述。“净”行人物大多性格外露,往往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并以脸谱为人熟知。“丑”行审美意蕴中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并有独特的行当审美心理机制。戏曲是永远活在当下的艺术,随着历史的进步,科技手段的发展,人们欣赏要求的变化,戏曲还会以自身的内在规律为依据,以时代要求为宗旨,展现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