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发生了变革，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徽州地处江南边缘，被群山环抱，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作为传统文化沉淀区的徽州，其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复杂性与独特之处。《徽州日报》作为一张在民国时期徽州有影响力的大报，其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为我们考察近代徽州乡村生活的特性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报刊记录了社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从有关资料记载看，从1912年到1949年整个民国时期徽州地区出现各类报刊近80种。在建国之前徽州地区出现的地方报纸中，历时最长并且发行面最广的当属《徽州日报》。《徽州日报》共创办了17年，民国21年10月创刊，民国38年4月终刊。《徽州日报》创刊初期以“主张为民众喉舌，声讨土豪劣绅”为宗旨，以“宣扬先进文化，促进地方建设，沟通地方消息，冀内外徽州人士，共同努力创建新徽州”为指导思想，给徽州社会带来新的社会风气。《徽州日报》自创刊起即面向全国，在上海、杭州、南京等22个大中商埠发行。据记载，《徽州日报》还曾作为徽州地区报刊的代表，于1935年10月陈列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上。所以《徽州日报》从时间跨度上来看，记录了徽州地区17年的发展历程;从广度上看，其影响范围跟随徽商的脚步走向了全国，报道内容也涉及国内各省以及徽州各县。所以，《徽州日报》极具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的代表性。　　本文以区域社会变迁为视角考察1933年至1944年期间的《徽州日报》，力图还原民国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在政治、法律、教育、娱乐生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以国货运动、妇女运动和倡议农村复兴为例，呈现徽州乡村社会在近代化变迁中的心态与诉求。最后论述由报刊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对抗而生发的思考。　　第一章围绕徽州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徽州社会的独特性以及《徽州日报》展开。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除了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民众的社会生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与上海、广州等近代化过渡平稳的都市相比，在这轮近代化转型中，徽州乡村社会的近代化显得缓慢而艰难，有着自己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徽州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面对近世文明的冲击，徽州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的尝试，而报刊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徽州日报》是民国时期徽州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一份报纸，它敏锐地记录了徽州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且对徽州社会的近代化变迁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第二章主要从《徽州日报》的社会记录功能出发，基于对《徽州日报》内容的分析，以区域社会变迁为视角考察《徽州日报》所呈现的徽州乡村于1933年至1944年期间在政治意识、法律诉讼、教育发展以及娱乐生活领域出现的变化:从读书入仕到关注时政体现了政治意识的近代化;诉讼启事与法律知识的增多突显了“健讼之风”由宗族制走向法制化;新式学校取代传统私塾呈现出教育的近代化;广告中新式娱乐项目的出现展现了民国时期徽州民众娱乐生活的多样化。　　第三章主要围绕《徽州日报》的社会引导功能展开研究，通过对《徽州日报》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徽州乡村近代化诉求的表达。徽州民众以《徽州日报》为平台，通过提倡购买国货，彰显了爱国主义的诉求;通过宣扬男女平等，表达了女性解放的诉求;通过倡导复兴农村、批判旧制陋习、推行新生活运动，呈现了推动徽州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近代生活新风尚的愿景。　　第四章在国家社会语境下考察了报刊在近代化变迁中的角色。一方面，报刊是区域社会近代化变迁的助推器与晴雨表。首先，在总结《徽州日报》的社会记录与引导功能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报刊对先进思想的宣传可以推动区域社会的文明进程，而区域社会环境也影响着报刊业的发展。其次，通过研究《徽州日报》自身的发展路径，得知报刊立场的错误也会使社会舆论的导向发生质变，报刊对社会的不良影响由此显现。最后，通过比较徽州报业的衰落与上海报业的兴盛，总结出区域社会环境对报刊业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报刊是国家文化同化地方文化宣传的传声筒。徽州报刊业的发展迟缓而被动，徽州社会最终也没有完成近代化的转型。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之外，中国传统社会自身是否具有内部动力与内部逻辑，这种传统社会的旧秩序与现代文明的同一与抗争或许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