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需要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而行政裁量基准正是控制这一权力的有效手段。近些年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大量的基准文本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制定及施行,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不过通过实践中的观察,在各地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及适用过程中,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应用。在诸多问题中,裁量基准的效力困境首当其冲。它应当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不能超出法律法规授予的裁量范围。裁量基准与生俱来就是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效力自不待言,符合行政自我约束原则、平等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它的效力依据。既享有行政自制特性又具有规则属性的裁量基准,不仅在行政机关系统内部具有效力,其效力也逐渐外部化。行政裁量基准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效力。裁量基准通过行政体系内部自治,基于上下级命令权、监督权产生内部效力。上级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对内具有拘束力,下级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基准文本的规定,但是遇到个案特殊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经过说明理由后可以逸脱适用。裁量基准的适用因作用到行政相对人而进一步产生外部效力。裁量基准是法律法规细化量化后的标准,在行政实践活动中,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要以合法的裁量基准为依据,它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对相对人产生间接的法律效力。裁量基准对法院也产生一定的拘束力,在司法审查方面,裁量基准不能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只能作为说理依据,增强法院的论证;裁量基准不能单独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必须依附于以它为依据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接受法院间接附带性审查;在审查强度上,除了要审查裁量基准的合法性,也要将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需要。为了保障裁量基准效力的实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及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在制度上设计良好的效力冲突适用规则,完善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引入比例原则,促进裁量基准制度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