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基于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详细调查和历史文献分析,通过对鄱阳湖湿地植被群落、生境进行野外调查及对土壤样品的采样分析,结合多元分析方法,研究鄱阳湖植被群落结构随环境梯度变化的规律(β-多样性);利用非对称型冗余分析(db-RDA,distance-based redundancy analysis),研究不同环境梯度(水位、土壤水分、土壤元素等)对鄱阳湖湿地植物群落结构动态(β-多样性)的解释程度,辨析确定性过程和随机性过程影响β-多样性的作用,从而初步揭示鄱阳湖湿地植被群落构建机制。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对129个10m×10m植物样地的物种调查,发现了27种湿地植物(γ多样性),每个样地中物种的数量(α多样性)范围为1~12种。其中灰化苔草(Carex cinerascens)是鄱阳湖湿地的最优势植物物种,其次为虉草(Phalaris arundinacea)、南荻(Triarrhena lutarioriparia)、菰(Zizania latifolia)、蒌蒿(Artemisia selengensis)、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具刚毛荸荠(Heleocharis valleculosa)、狗牙根(Cynodondactylon(Linn.)Pers.),而最典型的伴生物种为水蓼(Polygonum hydropiper)、下江委陵菜(Potentilla limprichtii)、稻搓菜(Lapsana apogonoides)、水田碎米荠(Cardamine lyrate)、箭叶蓼(Polygonum sieboldii)、蓼子草(Polygonum hydropiper)等。2.经实地考察,鄱阳湖湿地植被群落整体沿水位梯度呈明显的条带状分布,从湖岸到湖心依次分布为:狗牙根群落、蒌蒿群落、南荻群落、苔草群落、虉草群落、刚毛荸荠群落,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而局部区域呈现出典型的斑块分布;此外,还发现了典型的垂直分层式群落结构特征,最典型的垂直群落结构组成从上层到下层依次为芦苇、南荻、苔草、下江委陵菜、蓼子草。鄱阳湖不同区域(吴城和南矶山)及不同草洲的湿地植被群落α多样性(即物种丰富度)并无显著性差异,但植被群落结构(β多样性)却具有显著性变化,亦或是物种的更替(species turnover)。3.鄱阳湖植被群落β多样性随不同环境梯度(水位高程、土壤水分、土壤C/N/P含量)呈现不同的变化格局,且因多样性测度的不同而不同。Jaccard相异性指数随水位梯度、土壤水分梯度、土壤N含量梯度呈单峰模式分布格局,符合中等干扰假说,而随土壤C含量增加呈减小趋势,随土壤P含量梯呈现出上升趋势;Bray-curtis相异性指数沿土壤水位梯度总体呈现升高的变化规律,随土壤水分和C含量的增加呈现单峰模式格局,随土壤全N含量呈下降趋势;Raup-crick相异性指数随水位高程梯度、水分梯度、土壤全C、土壤全N和土壤全P含量梯度均呈单峰模式分布,符合中等干扰假说。水位、土壤水分、土壤全C含量、土壤全N含量、土壤全P含量都能显著影响鄱阳湖湿地植被群落的三种多样性测度。说明确定性因素(环境因子)和随机因素(种群扩散)共同作用于鄱阳湖湿地植被群落结构变化。此外,生境筛作用在鄱阳湖湿地植被群落构建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4.根据β多样性和环境因子之间的冗余分析可知,空间因子、水文因子、土壤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共同解释了90%以上的植被群落结构变异。在鄱阳湖植被群落构建中,确定性过程(水文因子和土壤因子等)是主要生态过程,能够解释极大部分的群落结构变异。分级嵌套的确定性过程(生境筛作用和生物间相互作用)是鄱阳湖群落构建的主要生态机制,亦即湿地中的环境异质性(如水文、土壤等)通过生境筛作用筛选出能够适应于某一特定生境的物种,其他不能适应的物种则被淘汰,而物种相似性越大生物间的相互作用(竞争排斥等)越强,部分物种又将因竞争排斥(生态位分化作用)而淘汰,而竞争力、扩散能力强的物种最终成为优势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