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因素相对下降，民族主义影响则明显上升，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迭起，至今余波未息。而此轮民族主义浪潮的急先锋和主力军就是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因其波及范围广、负面影响大，已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和令世人不安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特殊性，以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动员为研究视角，总结了动员的基本模式，建立了动员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动员的个案分析，最后提出了对策思考。具体而言，全文包括四章：第一章，包括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概述和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动员两部分。“概述”部分，确立了“民族分裂主义运动”这一概念及其定义，并简单解释了这一概念中的“民族”和“运动”的含义。同时，总结评价了关于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兴起的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动员这一研究视角，研究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是如何发动的。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和分析谋求分裂的民族的特点后，提出了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的一般模式：即民族分裂势力利用民族差别和民族认同，获得民族成员的支持；利用政治环境的<WP=3>变化和外部支持，提高成功预期，以民族内聚力组织和运用力量，发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本章最后，确立了通过理论模型和个案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这一模式中包含的复杂作用关系的研究框架。第二章，建立了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的五个重要相关因素，即民族差别、民族认同、民族内聚力、外部支持和政治环境对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爆发的作用。本文认为，民族差别为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借口和力量基础，一个民族经历的民族差别程度越强，组织起来采取反抗行动的可能性越大；民族认同为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意愿，一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越强，采取排他性行动的可能性越大；民族内聚力为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提供了运用民族力量的方式，民族内聚力越强，发动整体性民族政治运动的可能性越大；外部支持为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提供了成功预期，外部支持越大，民族分裂主义运动越容易激化，采取暴力方式的可能性越大；政治环境的变化为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提供了机遇，政治环境的控制力越弱，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爆发的可能性越大。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第三章分析了车臣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动员。由于历史上曾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车臣民族心底积淀了深深的愤懑和怨恨。经历的种种磨难及与异民族的无数斗争，强化了车臣人的民族认同。20<WP=4>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车臣所处的外部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抓住历史时机开始分裂活动，挑起沉浸在心灵深处的苦难民族历史的回忆，从而导致了车臣人的民族情绪迅速上升，处于对国家认同迷茫中的车臣民族为民族分裂势力所提出的建立新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号召所吸引。车臣人强烈的民族情绪促使谋求分裂的强硬民族领导人杜达耶夫掌握了政权，他利用自身形象和手中的权力凝聚民族力量，而且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政治—外交性支持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切实性支持，不仅使得车臣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波澜壮阔”起来，而且逐渐走上了以激化、暴力的恐怖主义方式谋求分裂的完全非理性的道路，把车臣民族拖进了苦难的深渊。第四章总结评述了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的理论模型和个案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本文认为，个案分析基本能够验证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的理论模型，但也揭示出了这一理论模型存在的缺陷，即在解释民族分裂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周延。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动员的研究，提供了对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爆发的较为系统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把握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清晰、宏观地看到民族分裂势力促成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爆发、壮大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采取应对措施。<WP=5>最后要指出的是，试图以建立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只会把人们拖入苦难的深渊。我们对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正是希冀民族之间能够和谐共存，毕竟，“仇必和而解”才是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