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额持股披露制度是特殊的信息披露制度,特殊性主要体现于披露义务人是投资者。证券市场中,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资金,公司有必要也有能力充分披露信息以获取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公司是信息披露的主体。大额持股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在不违反交易规则的前提下,股份的聚集实属投资行为,因此大额持股行为本身不具有苛责性;另一方面,股份的聚集可能是收购的前兆,会对其他投资者和公司造成一定影响。司法为了平衡中小投资者与大额股份权益持有人的信息不对称性,对后者附加了信息披露义务。在具体规则设计中,域外国家采取中立的态度,着重要求权益人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不对继续证券交易行为进行限制,以此避免对公司管理层的倾斜保护。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违规举牌事件反映出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法律规制效果较弱,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以下简称“新《证券法》”)以及相关部门的具体规则对该制度进行了一定的完善。值此之际,笔者对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本文一共由三部分组成,首先研究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监管起点,继而进一步研究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具体的规则设计以及违反具体规则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两方面,每一部分均从发现问题引入,经过分析最后得出一定的完善途径和方法。第一章分析探讨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监管起点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三方面。大额持股披露制度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延伸,制度天生带有对大额股份权益持有人的歧视,具有一定的不公平性,但为了抵御敌意收购,法律创立了该制度。我国上市公司的持股集中度较高,加之“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存在,因此突袭式收购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以相同的规则制约财务投资者和潜在收购者会使大额持股披露制度沦为公司管理层的保护伞,造成监管对象和监管价值有所偏差。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应该回归到对投资者的普遍性保护,监管起点回归中立需在坚持信息披露延伸的基础上,严格遵循平衡理念和比例原则。第二章对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具体规则进行分析研究。确定披露义务人的范围是监管到位的前提,基于一致行动人认定复杂的监管实践,应该将一致行动人纳入法定披露信息范畴。新《证券法》新增1%持股变动披露义务,有利于我国香港地区和大陆两地信息披露的同步。持股目的和持股资金来源是重要的投资判断信息,新《证券法》未将持股目的纳入披露信息范围,应在其他具体规则中予以补充。慢走规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规则本身存在“鼓励”权益人违法的可能性,新《证券法》依旧维持了该规则的原状,笔者认为未来的立法可以考虑将其废除。第三章探讨我国违反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违反慢走规则适用何种法律责任在我国存在很大的争议,内幕交易、限制期转让、收购人的表决权限制等相关法律责任的衔接都无法完全适用于慢走规则;借鉴证监会的监管实践,加强行政责任,对违法披露义务人进行比例罚款是不错的选择。披露义务人违反披露规则侵犯了证券买卖相对方和其他投资者的知情权,应该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补正披露信息;基于司法效率以及对投资者投资热情的保护,应该审慎采用损害赔偿责任,采取表决权限制比较合理。新《证券法》引入表决权限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应该在区分财务投资者和收购人的前提下予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