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势如破竹,影响之深。特别是一些新经济——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自动化等在现代社会影响深远,让我们满怀憧憬大步奔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时代。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世界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受到数字化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催生了不少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当之无愧成为引领当今世界产业变革、科技革命以及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核心支持力量（杨路明、施礼,2021）。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提高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以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此外,学术界一直都在关注企业盈余管理问题,由于目前社会中相关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对于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也较低,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频繁发生着盈余管理情况。近年来财务造假事件频繁发生,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信号传递理论的存在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客观上企业通过运用相关的数字化技术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主观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企业为了传递其对数字化转型变革的信心,会更有动机、有动力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信息披露,使得企业财务、管理过程更加透明化,相应地高管会失去信息垄断的优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然而,目前却鲜少有相关文献对企业数字化发展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数字经济的浪潮已经奔涌而来,企业纷纷走向了数字化转型的道路,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2015年到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以企业数字化发展为自变量,盈余管理为因变量,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以及信号传递理论的基础上探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区域异质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审计机构权威性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探讨在不同条件下企业数字化发展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且特别分析了高管薪酬、多元化经营复杂程度的调节效应,以进一步探讨企业数字化发展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为公司治理提供方法启示。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发展越高,盈余管理越低;通过异质性分析,非国有、大型、东部地区以及审计机构为非四大的企业,其企业数字化发展与盈余管理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国有、中小型、中西部地区以及审计机构为四大的企业,则无法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发展进而去抑制盈余管理;最后通过调节效应的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会削弱企业数字化发展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而多元化经营程度会增强企业数字化发展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有助于解释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探究企业数字化发展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丰富数字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并且提供进一步经验支持;通过异质性分析,有助于学者们以不同角度在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和盈余管理的问题上提供方法思路;通过调节效应分析,为缓解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塑造高水平公司治理体系提供了启示;并对此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