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制思想是关于佛教僧伽制度的思想、学说,是对佛教僧伽制度的思想提炼与理论概括。它以佛教戒律思想为基础,体现着佛教戒律思想及其精神。中国佛教的僧制思想是在印度佛教僧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与印度佛教僧制思想有着重大乃至本质精神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为中印社会历史环境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更表现为二者在思想文化乃至精神风貌上的迥然有异。对于中国佛教僧制思想来说,其与印度佛教僧制思想最重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佛教僧制思想更受着儒家的伦常道德和礼法以及固有法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规范思想以及价值观的影响下,僧制思想传来中国以后,不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乃至精神实质,都发生了鲜明的“中国化”的改变,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化”的思想特色。就汉至南北朝的佛教僧制思想而言,由于戒律传入的滞后与不完备,早期的佛教僧制思想多体现在僧众的持律守戒的态度上以及世俗社会对于佛教规范思想的评介中。特别是,由于此一时期固有法制思想的“法律道德化”才刚起步,其对于佛教僧制思想的开展尚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因此,至少在东晋以前,佛教僧制思想尚能保持“僧事僧治”、“依法摄僧”的僧制思想理想和目标。只是随着“法律道德化”的深入开展,国家开始强化对佛教僧伽事务的制度管辖之时,此一时期的佛教僧制思想才有了可观的开展,表现在：东晋末年演成了有关佛教僧制思想的“全盘印度化”与“中土本位化”的激烈冲突,而在南北朝则进一步开展出“俗施僧制”的“二元”僧制思想架构。中国佛教僧制思想由此而奠定了其最初的思想模型与理论构架。隋唐时期的佛教僧制思想因着戒律思想“中国化”的成熟与完备而逐渐走出了汉魏至南北朝时期以剿袭模仿印度佛教古制的规范思想传统,开出了深切契合中土社会思想文化的新特点。就佛教外规范意义上的僧制思想来看,由于受固有法制思想“法律道德化”圆熟的影响和制约,隋唐时期的国家管辖制在思想上改前代单纯的“俗施僧制”、“僧事僧治”的僧制思想原则,在僧制思想的开展上直接将儒家的伦常礼法思想引入僧制思想中,以礼法的思想观念与规范要求作为指导僧众修行实践的思想基础,并由此而从思想理论的层面强化了中国佛教僧制思想的“俗施僧制”的特点。再就佛教内规范意义上的僧制思想来看,《百丈清规》的创发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坚持住了佛教一以贯之的“僧事僧治”的僧制思想原则。它通过对佛教固有僧制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吸收中国传统礼法规范思想的营养,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教内僧制思想的“中国化”开展,也标志着唐代“二元”僧制思想的清晰化与最终定型。承袭前一段时期佛教僧制思想开展的路子,宋以后的佛教僧制思想在固有法制思想“道德化”圆熟与深化的影响下,思想上更加向儒家的伦常礼法思想靠拢,旨趣上亦逐渐由前代的“究毗尼”的立场逐渐转到“明礼法”的世俗规范的思想立场上。由于受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与衰落之影响,信仰的崩坏成为宋以后佛教僧制不得不面对的信仰现实,而信仰的崩坏使得缺乏“信仰与爱”做支撑的佛教僧制思想逐渐丧失其对佛教僧众的约束力与吸引力。这就为世俗的礼法观念向佛教僧制思想的加速渗透大开了方便之门,也因此,原本只具有“佛教内规范”意义的佛教僧制思想因为儒家礼法思想和观念的侵淫而逐渐获得了“佛教外规范”的意味,并且使宋以后的佛教僧制思想在指导思想与精神上完全由“僧事僧治”转为“僧事俗治”。近代以来,由于固有法制传统的被废除以及儒家思想学说统治地位的被推翻以及被边缘化,更加之近代宗教的世俗化浪潮,近代佛教僧制思想的开展面临着全新的思想以及社会环境。为了适应近代剧变的思想环境,特别是为了拯救衰败中的佛教僧制,中国佛教僧制思想在近代开展出两条基本的路线：一条为“复古派”的僧制思想路线,一条为“改革派”的僧制思想路线。而在此二路线中,尤以后者的僧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成为近代以来佛教规范思想开展以及制度建设的最强音。这一僧制改革思想既不固执保守,也非毫无原则,而是基于一种开放的思想立场,深切契合近代佛教开展的实际。所以,在这一思想立场的提扬和影响下,“僧事俗治”、僧俗混合的制度模式和组织架构不仅成为近代以来佛教僧制改革思想着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也成为了近代佛教僧制思想的基本开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