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国际投资争端也随之逐渐增多。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或者中心)作为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重要场所,在争端解决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同时,世界各国为了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的发展,纷纷制定和签署了投资条约与保护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在此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间。国际投资协定的激增是国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所做的努力,为投资者营造更为透明、稳定、有利的投资环境。但是晚近ICSID逐渐呈现管辖权扩张的趋势,并倾向于过度保护投资者利益,漠视对于东道国经济主权的维护,引发了ICSID正当性危机。由于《公约》对于ICSID管辖权的确定赋予了仲裁庭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仲裁庭出现任意扩大对适格主体、适格争端以及同意方式的解释,从而实现其扩张管辖权的目的。这一举措导致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之间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以及ICSID仲裁裁决对于东道国公共利益未能予以适当维护。当下,中国的身份正面临从资本输入大国向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双重混合大国的转变。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法体制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即从片面强调投资者保护转向合理兼顾东道国主权。尤其我国正处在筹建亚投行、与欧洲和美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关键时刻,所以应对ICSID的正当性危机予以适当回应。笔者认为应从对ICSID管辖权的接受方式,以及双边投资条约的签订和修订过程中对于细节的把握,有效控制ICSID仲裁庭扩大管辖权的行为。积极维护我国的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加速推动ICSID制度革新,从而有效保障我国主权尤其是涉外司法主权的独立性,同时维护好我国的投资环境以及我国境内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