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作为严复八大翻译中篇幅最长、耗时最久的一部译著,它的译介自其出版之日起便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国内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这使得《原富》的翻译研究相对落后于其他七部严译名著。不仅如此,现存的《原富》翻译研究多从二元对立角度讨论译文忠实与否问题,没有给予严复本人对其翻译实践的界定以足够的重视。介于此,本文从严复“学我者病”的翻译认知出发,基于“病”选择解构主义思想为主要理论框架,立足“我”辅之以身份理论的相关概念,自建《原富》平行语料库,采用语料检索、数据统计、文本细读等研究方法,发现严复译者主身份让步于以下三种身份:即“落后的”思想启蒙者、“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合格的”科场失意者,这使得《原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翻译特征。首先,译书时间与认知水平上的差距促使以启蒙思想为己任的严复借鉴并改造传统训诂学治学方式,以今训古,中西互训,旨在以今日眼光重审旧时概念,以中国思想解释西方理念,在中西文化的不断对比中使读者接受新学,这种考据性的翻译策略是严复翻译之“病”的诱因之一。其次,满怀爱国热情的严复译书忠于时代之大我,有意无意地将个人主观情感融入译文之中。术语译名语义韵的改变、感叹句的重复使用、部分案语的高度经世化使其译文的情感表达略显“激进”,也是其翻译之“病”的又一诱因。最后,数次科举落榜的经历虽直接导致了严复仕途不顺,却锻炼了他的笔墨能力,不断在翻译时效仿古人文章之法,增设喻体,使用排比句式,这种类先秦文体的行文模式也是严复翻译之“病”最为明显的体现。本文试图打破传统译论下严译研究的二元对立藩篱,结合严复自己的言论,从解构主义“存异”角度分析严复不同的“我”对《原富》“病译”的影响。文中大量的翻译实例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原富》翻译本体的研究进程,对于更为客观地描述严复及其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