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当城市存在对外来者的制度性歧视条件下，那些有乡城迁移激励的劳动者的行为会作出什么样的改变。 制度性障碍把城乡迁移分割为两个过程：从出发地迁移出去和在目的地居留下来。 在第一个过程中，出发地那些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者，因为有更高的预期收入，他们愿意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迁移到目的地；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劳动者，预期收入低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者，愿意等待社会关系的帮助。 由于制度性障碍提高了迁移者在目的地的生活成本，降低了迁移收益，使更大比例的迁移者愿意选择社会关系的帮助。 在目的地市场，制度性歧视扭曲了移民的选择：由于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下降；移民预期到无法在目的地长期居留下去，他们没有参加培训的积极性，雇主也因为预期他们会回迁到出发地，也不愿为他们提供培训。 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者因为收入高，可以补偿制度性歧视提高给他们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愿意选择在目的地留下来；那些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劳动者因为收入较低，无法补偿制度性歧视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就会选择返回出发地。 作出不同选择的两类迁移者，需要不同的社会关系：人力资本水平高、愿意在目的地留下来的移民愿意结识城里人朋友(社会关系)，以帮助他们在目的地留下来；那些人力资本水平低、不愿在目的地留下来的劳动者就不会有激励去结识城里人朋友(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这样，我们发现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并不是随机决定的，而是由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