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界一位重要的人物，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斗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著名反共理论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时势造学术”的原因，两岸对戴季陶的评价缺乏公正、系统、深入的研究作基础。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将戴季陶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中，以他的思想变化脉络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为主线，从政治、思想、教育、外交等多方面来分析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观点，注意展现戴季陶思想的多变性、多面性，个性的复杂性。全文概括如下：第一章：戴季陶出生在清末社会动荡时期。旧式私塾到新式学堂的学习经历，使他一方面具有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一方面有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初步基础。尤其可贵的是此时他的身上已经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都为他以后接受三民主义，热忱地从事革命工作做了有效的铺垫。戴季陶留学归国后，先后追捧过二元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虽然很快抛弃了这两种信仰，但他针对议会问题、宪法问题、政党政治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为他以后接受和坚定民主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辛亥革命后，戴季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长达14年之久，这使他更多的了解三民主义，坚定了拥护三民主义的信念，他对议会制、政党内阁制、联邦制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宣传工作。戴季陶的宪政思想体现了激进、全面、深入的特点，其思想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启民智，传播民主宪政观念，抵制封建专制独裁。不仅如此，戴季陶还亲自参加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尽到了一个革命者为实现民主共和的职责。民初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戴季陶影响很深，他认为社会主义与他所信仰的三民主义是相通的，后来他在五四时期对苏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持欢迎态度，与此时奠定的思想基础有莫大关系。戴季陶也对国际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把中国的命运与周边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巧取豪夺，他一度放弃了“人道主义”精神一向提倡的和平、安宁，转而呼吁“武力救国”。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各帝国主义的分析中，戴季陶非常重视日本，并预见到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战略。戴季陶的思想行为无一不浸染着时代的色彩，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仰慕和趋近，希望把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移植到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但是，在这暂时的“离异”中，从戴季陶身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在他思想上的烙印，也可以看出戴季陶在中年以后思想逐渐回归传统的端倪。第三章：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高涨时期，戴季陶等人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创办的《民国》、《星期评论》、《建设》等杂志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广泛传播。戴季陶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发下，突然发现“经济问题”是解开社会、历史、文化乃至伦理、社会心理等等问题的“万能钥匙”。于是大批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出现自国民党人手中，纷纷关注原本被忽视的民生主义。戴季陶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社会根源。虽然他高谈马克思唯物史观，却只接受“单纯经济的理论”。虽然他曾一度承认“阶级对立”和提倡“急激的进化”，但是却只是为了迎合热烈的国际和中国劳工运动蓬勃发展。他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上，一贯提倡“阶级调和”，希望引导工人走改良主义道路，避免采用暴力手段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在有关民生主义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上，他倾向于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协作制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始终制约着戴季陶的理论活动，使他终究不能摆脱它的掣肘。以三民主义为“本”，是他研究社会问题的指导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用”，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工具。这也为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直至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正当孙中山处于内外交困之时，苏俄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改组，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了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而此时的戴季陶却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有感于国民党员信仰不统一，才使共产党“有机可乘”的状况，起而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希望能溯本正源，统一混乱的思想界。正是因为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相当庞杂，既有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渗入了苏俄的社会主义精神，三民主义理论不免呈现前后矛盾，逻辑不严的病症。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出于政治需要，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著作，首先对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本体就是“民生主义”，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他把“生存的欲望为人生一切欲望的基础”的观点应用到中国的政治形势，说明“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得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长期合作的结论。此时的戴季陶已经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帜，指责共产党的种种企图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但是戴季陶不仅树立了早期反共思想的权威，更因而加速激起了当时反共运动的浪潮，进而促成了对共产党员及其组织的排拒以及后来的清党运动。戴季陶还把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贯彻到大学的教育当中去，在他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努力消除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图使青年学生都成为他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同时，他也在客观上为中山大学的教学、科研、校园建设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五章：戴季陶是一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对日本一直都很关注，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中日关系。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一书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他的日本观，也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作品。他深刻揭露了日本侵华的实质和目的，指责日本的侵华政策，并提出了抵制日本侵略的方针。但是戴季陶寄希望于日本军界能够悔悟，领导东亚各民族共同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他又希望利用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来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戴季陶关心边疆各少数民族，主张建立东方联盟，目的是想以汉文化为中心，建立东亚文化圈，由文化合作的方式进而为政治的合作，团结亚洲被压迫民族(包括国内边疆各民族)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和共产国际。综上所述，戴季陶的前期思想一直伴随着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由当初忠实拥护、宣传三民主义，到后来自己用传统儒家思想解释三民主义，直至形成“戴季陶主义”。这个结果的产生，一方面与戴季陶本人中年后回归传统，沉迷于中国儒家文化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三民主义吸取了传统文化的养分，才使得戴季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开了借用三民主义之名，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