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世纪重要的“惠农政策”之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2007年开启了“制度化”和“国家化”的“里程碑”。在之后的具体实践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的确发挥着保障贫困农民最低生活水平的效能。然而农村低保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呈现出对象选择不公平、保障能力有限、效率不高等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问题。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农村低保制度在运作中所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究竟原因何在，这是本文展开思考和研究的起点和动力。首先，本文将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以期揭示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化”与“国家化”的演进逻辑及背后的历史动力。在明晰了这些问题之后，本文将研究视角拉回到农村低保制度的实际运行中。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农村低保不仅呈现出保障内容滞后、保障力度较弱以及保障范围不能满足实践需要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乡村治理勾连之后，被乡村社会的权力所异化，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的资源和手段，而这种资源已经成为乡村社会中权力交换的一种载体和工具。然后，针对农村低保制度在运行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特征和问题，本文试图从国家和村庄两个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政府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不能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更需通过改善村庄的“生态”以满足低保对象情感交流上的需求，并以此为低保对象带来生活的尊严；其次，中央政府在低保制度运行中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最后，农村的低保制度需要更加“透明”和“阳光”的权力以及更多公民的参与。唯有将低保制度中的各个环节“透明化”，并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其中，才是目前我国农村低保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和必须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