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更在当时的报刊上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泰晤士报》是英语世界的一家主流报纸，在英语世界的话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一方面如实地展现了《泰晤士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中国时局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研究《泰晤士报》如何解读当时的中国时局；另一方面通过对比新闻报道和现有的历史材料所能够展现的历史现实来洞察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准确程度，研究《泰晤士报》是如何在解读中产生了误读和歧见，并探讨产生这些误读和歧见的原因。 绪论，对这篇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史料运用及研究方法和题目界说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 第一章，研究《泰晤士报》在初期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义和团运动是引起清廷与外国列强交涉及其后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事件，《泰晤士报》在初期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义和团运动的关注比较晚，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义和团的认识停留在较浅的观察层面，对导致义和团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民教冲突中外国传教士的责任和外国列强在中国势力的扩张对中国民众反洋情绪产生的直接作用都没有分析到，只是将义和团的产生归因于清政府的“煽动”。 第二章，研究《泰晤士报》从5月28日至6月16日的对华报道。由于对清政府的偏见和对中文的理解错误，《泰晤士报》对清政府颁布的剿拳上谕进行了误读，忽略了清政府的积极动向，进而抨击清政府是义和团的共谋，发出号召要用战争的手段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并建议采用废后拥帝的办法；《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莫理循对引起北京骚乱的驻京外国公使及外国卫队的不当举动没有任何报道，其报道的思路一贯到底就是外国人没有做错，错的都是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团民；大沽之战爆发之后，《泰晤士报》自觉地站在“文明”的西方列强一边，对中国守军进行了嘲讽。 第三章，研究《泰晤士报》在围城期间的新闻关注。为了协助西摩联军早日攻入北京，《泰晤士报》追随英国政府的脚步，建议日本大量增兵支持以英国为首的西摩联军；同时严密的监视和观察中国南方各省，诬蔑和诋毁北上的南方军队，并且在舆论上为英国占领上海辩护；虽然中国官员在围城期间竭力贯通南北消息，为外国政府送去驻京公使安好的各种信息，希望联军停止攻入北京，进行和谈，但是《泰晤士报》与各国列强一样都认为清政府在实施欺骗的伎俩，在采取拖延的战术，因此要求联军一直打到北京，否认了和谈的可能性。 第四章，对《泰晤士报》的报道进行反思，分析其产生误读和歧见的原因。从信息搜集和采集的角度来看，来自中国的信息经过通讯员、编辑等人的重重过滤，很难客观全面地反映原来的意思；从新闻的本质来看，《泰晤士报》名为独立、客观，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成为一家超越国家、民族、价值观认同的国际主义报纸，《泰晤士报》从经理到主编，从外国新闻编辑再到其驻京记者、驻沪记者，这些人与英国官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无不以维护英国利益为己任；从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势力增长、东方势力式微，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成为世界霸主，其看待中国的方式也从之前的仰慕转变为其后的轻视与敌意，《泰晤士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殖民话语霸权的角度来说，在《泰晤士报》的叙述思维中，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被看待和被评论的客体，中国自己的声音在《泰晤士报》上基本看不到，西方的话语强势明显地渗透在每一份新闻报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