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到国际分工和交换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人才的加速流动,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仅依靠自身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已无法获得持续良好的发展,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己成为各国的必然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各国在鼓励境外资本流入的同时,逐步减少对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并采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这一方面对跨国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要求。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进入加速增长的通道。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从55亿美元增至12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41.7%,已稳居世界第三。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已经从以“引进来”为主,逐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展转变,海外直接投资业已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走出去”的资本是否实现了保值增值,是否达到了它们投资到境外的初衷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虽然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海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性,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解释。本文力图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并以绩效期望为出发点侧重对投资绩效的评价。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为相关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现阶段的特征进行归纳,并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界定。接下来,在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微观绩效期望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的准则和体系、结合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企业三十多年来海外直接投资绩效不理想的结论,并对不理想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部分发达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经验,提出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对策。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随后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学习调整阶段、顺势迈进阶段、稳步增长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发展,并经历了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有部分逐渐减少、地方投资逐渐增多,并购方式逐渐增多但占比偏低,发达经济体投资逐渐增多,第三产业比重提升的过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界定出中国目前正处在海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第三阶段,并且根据总体走势来看,中国处在第三阶段的末期,滞后于一般国家的发展。这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足以及政府的支持、引导不足导致的,同时考虑到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要优化利用外资的质量。2、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期望方面。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既有企业本身扩充市场、弥补要素短缺、提升品牌价值、寻求效率的微观期望,更期望在宏观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储备收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对贸易保护以及增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3、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方面。本着求同存异、全面统筹、长短期结合、宏观微观结合的原则,设计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和微观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宏观方面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各项考核指标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464、短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081,说明促进作用不明显,宏观绩效结果不理想;微观方面,根据相关调查材料和实证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结果也不理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宏观方面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政府指导不到位、政治外交辅助不足、境外负面因素的影响,微观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不足、风险防控较弱、缺乏投资经验和核心技术。4、对策方面。师夷长技,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发展先行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历程、特点及经验的借鉴,文章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首先,通过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加强与对外援助项目的协同布局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完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其次通过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中间性组织、利用集群发展的方式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最后,从推进制度改革,进一步改革管理和审批制度,完善投资保障制度、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及社会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优化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