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一项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和创造活动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目标。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在健康领域曾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人口的平均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速度明显放缓，在国际比较中的优势也明显下降。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对平等的忽视，从而造成某些社会不平等现象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农村居民的疾病谱和卫生服务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承担农村居民治疗、预防、保健的功能，其运行好坏反映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大小，并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已有的健康不平等文献基础上，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考察1997-2006年间我国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本文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分析健康，从供方和需方两个角度考察卫生服务可及性，在对我国健康、健康不平等、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变化趋势描述的基础上，采用Grossman模型建立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利用随机截距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卫生服务可及性各变量对健康的作用途径和作用大小，比较需方可及性和供方可及性的作用力度，分析主观与客观模型结果的异同。由于患病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可以反映出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需要，体现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公平程度，揭示健康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在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理论指导下，对患病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村卫生室的发展轨迹和改革困境，介绍国际上农村基层卫生服务建设的经验，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四周患病率和健康不良率、疾病构成、常见疾病别患病率、疾病严重程度等几方面的考察，研究发现：1997—2006年，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下降，农村居民的患病严重程度增加。农村居民正面临着感染性疾病与慢性疾病的双重负担。人口老龄化加速、生活方式改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下降是导致农村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农村居民接受预防保健的比例较低，农村改厕进度不明显，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亟待改善。第二，通过极差法、差异指数、不平等斜率指数和集中指数法测算1997-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不平等的程度，从不同侧面反映健康不平等的状况。研究发现：伴随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不平等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享有更高的平均健康水平，即存在着“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但集中曲线与公平线的距离并不遥远，这说明健康不平等的程度不是很严重。第三，本文度量1997-2006年间的我国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结果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去卫生室时间较少、看病等待时间下降、村卫生室提供所需药品的能力增强，但是医疗保险的拥有率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偏高且上升速度较快。在Penchansky和Thomas的可及性框架下，卫生服务可及性组织障碍较小，经济上的障碍较大，但是否存在个人障碍要考虑到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健康的影响。第四，采用随机截距逻辑回归模型，实证分析1997—2006年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因素下，四周患病模型的需方可及性变量对健康有显著影响，家庭人均收入越高，个体健康状况越好，未拥有医疗保险的个体的健康水平要好于拥有者，而供方可及性变量只有医疗服务价格有显著影响，价格越高，患病几率越大，而是否提供药品、去卫生机构的时间、看病等待时间却未表现显著作用；主观自评模型的需方可及性变量中只有家庭人均收入表现出显著性，而供方可及性变量表现不显著；若比较需方和供方作用力度，需方比供方影响程度大；若从时间的动态变化来看，家庭对健康的影响在减弱。四周患病模型中看病等待时间由原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主观自评模型提供所需药品、去卫生机构时间变量由原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这说明供方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但需方却存在个人障碍。第五，通过对患病农民就医行为的分析，可以发现1997-2006年就诊率、住院率上升。人均门诊费用、人均住院费用、人均费用、人均自付费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对低收入群体的卫生服务需要转化为需求造成了障碍。同时，我国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不公平性突出，医疗救助制度难以真正起到扶贫效果。另外，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多元化的卫生服务需求。第六，通过纵向比较我国村级卫生服务发展辉煌时期与衰落时期的发展状况，横向对比印度、古巴和巴西等国家的基层卫生服务状况，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筹资责任，要立足于基层卫生服务建设，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最后，针对当前健康不平等和卫生服务可及性存在的问题，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