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污染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日益频发。治理污染与破坏行为,除了要加强法制理念的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之外,同样应当从法制的角度对危害社会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预防与惩治。刑法作为法律武器强有力的第二道防线,应当对环境污染及破坏资源行为中的严重者给予打击警告,通过严密的刑事法网杜绝环境犯罪的滋生蔓延。我国97年刑法典在分则中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一规定相较79年刑法典,从立法体例、罪名、惩罚力度上都更为符合实践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成熟的环境治理与刑事立法,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则显现出了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环境犯罪的基本理论阐述及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的利与弊的分析,试图总结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促进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研究的发展。追本溯源,环境犯罪的立法研究应当建立在其理论内涵确定的基础上。在一般理论中先对环境犯罪立法的价值取向进行探讨,人类本位主义与与环境本位主义观点的争论直接影响了环境犯罪立法——传统人本主义对个人、群体的过度保护以及环境本位主义的过于天真理想,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环境保护必须做到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并重,维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同样决定了环境法益与环境犯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环境刑法法益不仅应包括危害人身、财产的环境犯罪行为,更应当强调对环境法益的保护；环境犯罪的概念则应当将法益的角度定义为：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侵犯环境法益,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相应的,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应当在本质的大前提下进行界定,以有利于司法实践的需要为准,而不能因为立法的缺乏先见导致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加重。从立法层面来看,主要是通过刑法典对环境犯罪的立法进行研究——正如上文所说,现行刑法规定环境犯罪既有可取之处,也存在诸多问题。相比较之前的刑法典,现行刑法在环境犯罪立法的结构、体例及内容等方面确实做出了许多改进。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从立法的整体规定、犯罪构成中主客观要件到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规定,部分立法的疏漏与滞后严重阻碍了环境犯罪的实践治理。为达到环境犯罪的刑法目的与效果,笔者主要建议从以下几点进行完善：第一,在刑法典中设置环境犯罪的专章规定,从体例上凸显治理环境犯罪的重要意义,同时明确了环境犯罪的独特客体,不再依附于社会管理秩序之中；第二,对部分环境犯罪对象在立法上加以补充；第三,增加新罪名,包括破坏草原资源罪、破坏湿地资源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噪音污染罪等；第四,部分环境犯罪行为应当将危险犯入罪——对于部分危害性程度较为严重的污染行为应当追究危险状态,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针对进口固体废物的犯罪等。第五,鉴于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有必要引入特殊因果关系认定方法；第六,严格责任的有条件适用,应当仅限于相对严格责任,排除绝对责任；第七,关于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完善,要从刑罚措施及非刑罚措施两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