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各国经济由长期的大缓和步入大衰退阶段。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各个西方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超常规的宽货币政策以缓和经济增长压力,但结果却远逊于各方预期,经济不但没有出现快速复苏,反而面临着通缩风险。一直以来,市场习惯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通胀与产出的关系,但近年来两者的关系似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诸多实证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菲利普斯曲线已呈现扁平化趋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菲利浦普斯曲线或许已经“失效”,这些质疑也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因此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机制和影响因素很可能已悄然发生变化。在中国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分析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特征和约束的变化,探究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机制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HP滤波法和平均产出法估计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利用中国1997年第四季度-2019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以及1996-2018的年度数据,分别从产出和需求角度入手,细致地探究了金融危机前后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机制和影响因素。总体上看,模型的拟合能力在2008年之后出现下滑,我国产出对通胀水平的解释能力下降。2008年前后产出缺口对通胀影响经历了由显著到不显著的过程,产出缺口对通胀的贡献程度在减小,甚至存在负贡献。把实际GDP拆分成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之和再进行回归,发现2008年后消费、投资增速对通胀仍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变弱,净出口增速对通胀有负向影响,且三个变量在2008年前后总体上经历了由显著到不显著的变化。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偏离与通货膨胀二者呈正向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或不再成立,两者可能呈反向变动关系。三大需求对通胀的影响效应均有所减弱,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通货膨胀对各项需求的敏感度较金融危机以前趋于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通胀的惯性效应减弱,但前一期通货膨胀依然对当期通胀水平有影响力,适应性预期效应仍存。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有利于稳定和预判通胀水平,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过后,我国内外需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胀对于产出增长的反应减弱,两者甚至反向变动。以往通过控制产出和需求,从而控制通胀的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手段效果可能较金融危机以前有所减弱,经济政策应当与时俱进,注重通胀与产出及需求关系的动态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加强货币政策前瞻性和有效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运用三种指标较为全面地刻画通胀,保证了结论的稳健和可靠;二是文章分别从产出和需求两大角度入手,细致地探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动机制和影响因素。但本文只运用了HP滤波和偏离平均产出两种方法测算产出缺口,可能存在更合适的度量指标;菲利普斯曲线的作用机制复杂、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众多,还有许多重要因素笔者未纳入考量,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