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城乡分割、行业垄断、要素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滞后等问题,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各种层面的收入分配失衡,收入不平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人们维护社会公平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程度是测度收入公平的动态指标,能够反映代际间收入机会的均等程度。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不断深化改革的全新发展阶段,代际收入流动程度将会持续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福利状况与社会和谐稳定。本文在当前背景下研究中国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影响因素问题。文献综述和代际收入流动相关理论构成本文的研究基础。主体实证研究分为三部分:首先,描述中国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回答“是什么”问题。其次,结合代际收入传递过程,分析人力资本路径、社会资本路径和财富资本路径中的重要因素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回答“为什么”问题。我们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研究以创业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向收入转化过程、以家庭社会网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资本投资和以房价度量的财富资本投资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促进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公共政策建议,寻求“怎么办”问题的答案。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回顾代际收入流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文献综述和基本理论两个角度构建研究基础。一方面,通过总结代际收入流动的测量、趋势、比较及影响因素,我们发现有关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整体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数据处理、方法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结论的一致性上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国内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借鉴国外经验弥补这些不足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另一方面,我们从代际收入流动基本理论出发,梳理代际收入流动模型,分析代际收入传递的基本逻辑。父代主要通过人力资本路径、社会资本路径和财富资本路径影响子代收入。2.从出生组的视角实证研究中国代际收入流动趋势,探索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相关社会变革。现有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共性:首先,大部分研究根据数据的调查年份对样本进行分组,未能界定不同出生组之间的差异,也难以与相关社会变革关联;其次,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衡量代际收入流动,研究方法单一,更没有对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因此所得结论缺乏可信性;最后,关于代际收入流动趋势的文献大多为描述性研究,没有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从出生组的视角研究中国代际收入流动趋势问题,清晰界定研究对象。我们同时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法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水平,使用科学的测量方法降低估计误差,并根据样本特征限定子代年龄和性别,构建稳健性检验,进一步保证所得结果的可靠性。此外,我们还尝试从父代收入公平、子代人力资本积累和子代就业三个环节出发,探索代际收入流动趋势与相关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解释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发生变化的原因。本文研究发现:不同于大多发达国家降低或不变的普遍情况,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在1980年之前的出生组中逐渐降低,但在1981-1987出生组中却明显上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我国代际流动趋势与相关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校扩招政策和就业市场化改革等都是推动1981-1987出生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3.实证研究创业视角下的代际收入流动,探索代际收入传递的人力资本路径中就业方式的作用。国内外关于创业与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较少,目前国外仅有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献研究这一问题,且国外相关研究结论不能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尚未发现国内学者专门研究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在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居民创业以及国内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的特殊背景下,研究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次基于创业的新视角在我国当前背景下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我们同时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转换矩阵两种方法分析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考虑到不同收入阶层的特点,我们结合影响创业绩效的各种约束条件,进一步分析创业对不同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异质性,并探索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创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不同收入阶层的子女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我们从出身不同收入阶层人群的特征出发,分析子代创业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最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创业很容易由于受到信贷约束而遭受失败,难以实现代际收入的向上流动。较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通过创业摆脱低教育水平约束促进收入的向上流动。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创业可以充分发挥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优势,实现代际收入的向上流动。较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创业更可能受益于父亲的创业经验而取得成功,提高子女向上流动的概率。最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创业更可能因为市场竞争激烈而导致收入流动到中等及以下等级。4.基于微观个体实证研究社会网络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探索代际收入传递中社会资本路径的作用。目前国内外研究社会网络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较少。国外研究使用理论模型证明社会网络的作用。国内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代际收入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或因子分析方法衡量社会网络,或从单一维度定义社会网络。由于国外理论研究不能反映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现实情况,国内实证研究忽略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均为相关性研究,且只关注社会网络的某一方面,因此关于社会网络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的广泛内涵,从社会网络规模、强度和工具性三个维度系统地衡量社会网络,分析三种社会网络变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父代与子代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法测量代际收入流动,降低收入变量的测量误差。同时,我们选择父亲在文革时期的家庭成分作为工具变量,消除社会网络变量的内生性。在影响机制上,我们从信息共享、信贷约束和子女就业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社会网络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代际收入流动,使用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但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女性和低收入家庭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通过加强信息共享、降低信贷约束和改善子女就业等渠道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社会网络的三个维度在不同渠道中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5.实证研究房价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探索代际收入传递中财富资本途径的作用。现有相关研究数量很少,且这些研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国内外研究均聚焦于房产价值,尚未发现专门研究房价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第二,现有研究均为相关性研究,并未针对房产的内生性进行讨论,且这些研究仅使用代际收入弹性和转换矩阵的方法测量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第三,这些研究并未探讨房产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我们认为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继续探索房价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问题依然有其必要性。本文专门研究房价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拓展国内外文献。我们同时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两种测量方法,通过使用土地供应情况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还根据城市失业率高低、家庭是否持有房产、父亲收入水平高低将样本分组,比较不同组别中房价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异质性影响。此外,我们在基本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信贷约束、子代创业选择及子代工作时间三方面探究房价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房价的上涨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基本结论在限定样本性别、有无迁移经历及房产数量后依然成立。房价上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在失业率较高的城市、持有房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更大。房价上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促进子女创业、增加子女工作时间影响代际收入流动。6.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促进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公共政策建议。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创建起点公平。具体包括: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取消分配领域的所有制特权;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消除不正当、不规范收入行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发挥再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发动社会资本力量,调节加剧分配失衡的非市场因素,利用第三次分配方式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第二,改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过程公平。具体包括: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推进教育资源的动态平衡;鼓励创业创新,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保障人力资本的实现过程;扩大社会网络,增加社会支持的来源,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信任感。第三,健全市场经济制度,保障环境公平。具体包括:创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机会公平;深化金融体系改革,降低信贷约束的不良影响;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充分发挥税收手段合理调控房价的作用,使居民享受房价合理增长带来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