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是根据行政诉讼的实践需求及行政诉讼的自身特性产生的。确认违法判决在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直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在司法解释中对其内容予以增加,以此来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确认违法判决规定于第74条,使之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规定,赋予了确认违法判决更高的法规范效力。但由于行政争议的复杂性,以及法律本身的滞后性,随着审判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法规范本身以及其法律适用也暴露些问题。本文即以立法规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为主体线索展开讨论。一方面立法规定的相关含义不明导致“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武断认定,以及“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立法表意上的重复,使得“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也可以作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理解;另一方面“程序轻微违法”的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程序瑕疵,既不撤销也不确认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做法。由于确认违法判决形式的弱救济性以及司法权的弱势地位,也衍生出对行政机关的轻微惩戒性和在司法实践中的兜底适用等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解决:第一,通过对域外类似我国确认违法判决制度的探讨,提出对事前救济的引入,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活动的提前介入,改善司法权的弱势地位,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权;加强对个人利益的保护,通过整体性要素来界定国家利益,以及公共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要素把握社会公共利益。第二,结合国内审判实践特点,对程序轻微违法的法律适用与其他程序违法程度进行区分,同时引入“狭义程序瑕疵”,确认行政程序瑕疵四分法划分标准。第三,回归到确认违法判决本身,通过事实层面的“撤销不能”和法律层面的“撤销不应”对不具有可撤销内容进行梳理,以此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