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的几年,是中共在延安遭遇的最困难的时期,此时正处于八年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作战逐步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显得貌合神离甚至在某些地区爆发了冲突和摩擦。内外交困中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南泥湾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在边区有限且贫薄的土地中,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南泥湾是垦荒的理想之地,中共对南泥湾采取了军垦的方式,令回防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此地屯垦生产。在很短的时间里,南泥湾改变了不毛之地的状况,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水稻也在垦荒生产运动中引入,一直延续至今。从自然、人口、技术等要素考虑,水稻在南泥湾的引种并非偶然,并且这里的水稻自问世之日起便有特殊的涵义。它是所谓“陕北好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一项生产实验,某种程度上也是1950年代末全国范围稻改运动的滥觞。建国之后,南泥湾历经劳改农场、农建兵团农场两个前后相续的时期,劳改犯人和知识青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成了集体化时期水稻面积和产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各地的移民渐次来到南泥湾,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以生产队为单位种植水稻,但其规模、技术等较农场均相去甚远。改革开放后,南泥湾农场因人口的流失而江河日下,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则增加了水稻的种植,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水稻最终被当地农民舍弃。时至今日,南泥湾残存的几百亩稻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而南泥湾人的水稻记忆则不外乎痛苦、受罪、劳累等关键词。南泥湾的水稻,自有之日起便有着丰富的涵义,其象征意义主要在于大生产运动赋予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内涵,而这种内涵在集体化时期被再度阐释。基于南泥湾社会的长程发展分析表明,本地在人口大量涌入的时期生产上也往往有所发展。南泥湾近八十年的稻作历程有高潮亦有低谷,此中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人。与种植水稻相始终,“陕北好江南”的称号虽然贯穿于南泥湾的历史,事实却是盛名难副。对于今天困难重重、深陷发展瓶颈的南泥湾,“陕北好江南”仍然是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当前,南泥湾新一轮的稻改正方兴未艾,成败尚待观察,其中值得思考的是:水稻只是江南意象的一种标志符号,南泥湾真正需要追逐的是那种民殷物阜、百业兴旺的社会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