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是内战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例,对该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传统安全意义的内战到非传统安全意义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变化。该国内战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农民抵抗运动,2016年9月,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本文选取1930-1966年、1960-1990年、21世纪初至2016年冲突演化的三个阶段为分析视角,通过文献分析法、纵向研究法、案例比较和个案分析、宏观理论及微观问题结合,解析冲突转化背后主要行为体目标及性质的变化,揭示和平进程中哥伦比亚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学术界对冲突的认识和定义不同,出现了关于冲突干预的不同理论。冲突转化理论的关注点由直接暴力转为结构暴力,其目的不是为了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在冲突双方利益框架内将冲突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是国家安全治理与和平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在厘清冲突转化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连贯梳理了哥伦比亚内战期间国内外政治环境及冲突主要行为体身份和目标的变化,并提出假设,认为内战爆发的结构性暴力与和平进程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通过对三个阶段冲突转化的纵向对比,归纳出冲突转化过程中可能对和平建设造成影响的两大因素,即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结构性暴力问题的解决及冷战前后国际意识形态对抗力量的变化。为阐明冲突转化对推动和平进程所产生的效力,本研究选取了三个阶段中最具复杂性的20世纪初至2016年达成和解的阶段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冲突转化理论分析促成敌对双方从僵持转为和解的主要因素,通过与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其他拉美国家对比分析其冲突转化的共性及独特性。归纳起来,哥伦比亚武装斗争过程的冲突转化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反政府武装目标及身份。武装组织斗争目标由夺取政权转为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进行改革;第二,外部支持力量关注重点。内战时期美国为哥政府提供军事和资金大力支持,之后其外交重点被毒品问题和委内瑞拉危机所取代;第三,国内社会对和平协议接受程度。由于和平协议对反政府武装进行了过多妥协,民众由最初的渴望和平,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转变为利用全民公投表达对和平谈判结果的不满。对和平进程冲突转化三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后,本文认为,和平进程促进了哥伦比亚的阶级矛盾的缓和,农村底层人民土地和其他经济权利得到一定保障,左右翼政治势力制衡的能力得到提升,因而成功实现了对上层统治阶级的“限权”,有效避免结构性暴力的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和平建设仍存在重返暴力的隐患:第一,哥伦比亚主要矛盾转为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和体制建设,国际恐怖组织、毒品走私、贫困问题等再度成为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也是和平建设的重要因素;第二,引发冲突的结构性问题仍未解决,贫富差距仍是困扰该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内战时期反政府武装成员通过绑架、毒品贸易、非法采矿等活动获取了丰厚利润,复员后难以融入社会,非法活动的巨额收益引发其对重拾武器的诱惑。这两大问题的出现与该国最终实现和平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哥伦比亚和平的实现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冷战结束的有利国际环境和美方军事和资金支持,其国内尚不具备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行达成停火的条件。并且,由于缺乏对国家建设途径的一致认识和对社会正义价值的共同追求,达成和平后的哥伦比亚随即面临冲突再起的问题,无法按照协议有效进行改革和社会治理以夯实和平成果。本文的学术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内学者对哥伦比亚冲突与和平研究有限,本研究选题具有一定新意,研究首次对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三个阶段的冲突转化进行了连贯的梳理,为案例间比较提供了必要条件。其次,冲突转化理论主要用于国际冲突领域,对内战研究中较少,研究缺乏足够精确的动力理论来捕捉冲突的紧急特征,笔者通过横向对比和纵向梳理发掘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特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最后,长久以来,冲突研究主要关注国家间战争的古典态势,关注北方国家和超级大国活动,过分强调军事、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经济、生态与文化的因素。本研究着眼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充分考虑全球背景和地区背景,并通过横向对比系统分析了引起冲突的本土原因与民族或文化因素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