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现代》派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诗歌流派。它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大众诗歌群体，不能以“我们”的时代政治语调来解读《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他们有着几乎完全个人化的内心世界和审美追求。从整个新诗发展来看，如果说“五四”诗人是想从语言和个性自我方面，在对传统旧诗词的“破”中试图建立现代白话新诗规范的话，那么《现代》派诗人则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派的审美启示下，以更理性的态度、更开阔的视野，努力着从传统里寻找新诗得以确立的根基。 本文试图从审美心理角度透视抗战前《现代》派诗歌创作的复杂性。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 一．“纯诗”论中个人抒情空间的开创。这是《现代》派诗歌审美不同于30年代面向大众抒情诗歌的最根本处，也是后文探索其抒情策略、中西诗艺融会的基础。本文着重澄清的一点在于：使《现代》派诗人走上个人抒情审美选择的关键不是革命失败的打击，也不是对文学本体艺术性的重视，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内倾型心理气质和阴柔型审美心态，外在的变革影响不过是强化了他们的审美选择而已。本文接下去透过诗人的创作和诗论主张，从内容到形式归纳了《现代》派诗人的个人抒情在诗歌审美建构方面呈现出的三个特点：主体抒情的自传性；独白与“虚置性对话”中无所不在的“我”；散文语式下的私语。并在这部分结束时指出个人抒情空间的开创在30年代文坛背景下存在的价值，以及部分诗人由于过分沉湎于其中而使自己的创作缺乏审美距离的现象。 二．在“表现与隐藏自己之间”的抒情策略。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目前大多是通过对《现代》派诗歌中意象及意象间跳跃的分析进行阐发。“意象”自然是《现代》派运用最普遍最突出的抒情策略。但本文不愿因求群体之同而省略个体有特殊意义的价值，卞之琳独特的声音为《现代》派带来了另一种更复杂的抒情策略，那就是诗歌中的“对话性”和直接引语所形成的对话问题。它们打断了“我”正沉溺于其间的抒情，增加诗歌内部的层次感和隐含度，使抒情得以戏剧化的展示。作为补充，本文否定了在将《春城》与艾略特的《荒原》相比较时提出的“消解主体自我”的观点，而是认为：全诗仍统一在“我”的主体声音里，他者声音的侵入只是隐藏了主体的抒情，是实现抒情间接性与客观性的一种策略。最后概括了卞之琳的思维特点，及他被忽视的原因。 三．传统的基调与现代审美范式的酝酿。《现代》派的某些审美特质在目前研究中或者被完全纳入传统，或者又成为完全的“反传统”，再者被多数学者接受的一种观念是所谓中西融合论。本文从审美心理角度透视认为：他们的创作有着温文尔雅的抒情方式，含蓄臆陇的审美追求，古代老庄式“点到即止”的静态化哲思，情景交融的意境化理想，整体审美心理与40年代“九叶”派相比依然是传统的，根本不可能走出自己的传统而完全进入西方文化。而在此同时，他们也不可能拒绝现代生活的影响而完全走回古代审美文化：以上海为典型的都市生活及阵阵科学理性之风，使《现代》派自身也在求新求变中酝酿着现代的审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