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总规模4万亿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1”,各级融资平台呈井喷式增长。2010年6月10日,为了应对融资平台存在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全面清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决定;2014年4月30日,国务院《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国务院于2014年10月2日颁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再次重申“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与此同时,新修订的《预算法》也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限度的发债权,自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退出成为必然。公共财政理念是在配置社会资源时需遵循的原则,政府融资应全部投入公益性项目;项目区分理论指出针对不同项目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分类退出指明了方向;事权决定财权理论肯定了地方举债的正当性,通过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可以减少因融资平台盲目负债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高风险。作者通过考察政府融资平台的存在原因、历史演进,提出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地方融资平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政策出台的时间较短,因此对于实践中如何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量债务、划清政府与融资平台的界限存在诸多不同观点,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不少争议。作者创新性地提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法律规范、退出前、退出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并通过对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借鉴,提出了解决这些法律问题的意见:首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位阶较低、缺乏相应的指导实施细则等问题,导致实践中融资平台不知如何退出、如何转型,作者认为可通过提高立法位阶,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出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规范化地引导融资平台有序退出。其次,平台退出前出现的政府信用与隐性担保的矛盾,作者认为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兼顾政府信用和隐性担保,可以借鉴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完成对融资平台的出资,当然其也仅以出资为限对融资平台的债务承担责任,考虑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不能通过一纸公文就宣布与融资平台脱钩。政府和平台可能为了减轻自身债务负担而对权属不明的债务互相推诿,对此,若该债务是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贷的应由政府承担并纳入财政预算,划为政府的债务可在今后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进行置换,划为融资平台的债务可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完成,尽量不对融资平台实行破产清算。此外,对于异议债务应由地方政府对债务的归属承担举证责任。再次,融资平台负责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旦退出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资金缺口以及由于责任主体缺失而出现“烂尾楼”等,因此要做好地方政府发债和融资平台退出的衔接工作,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退出机制,逐步引导融资平台分类退出,明确地方举债只能用于资本性支出以及偿还部分存量债务,对于偿还存量债务的比例也需要法规予以明确,目前我国政府大力鼓励推广的PPP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此同时还需建立融资平台退出的缓冲期制度,允许保留纯公益性质的融资平台能够协助政府更好地完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最后,融资平台在退出的整个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对此不仅应拓宽监管渠道,明确地方人大、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责任,还应完善融资平台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独立第三方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