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10月19日开始,“鲁迅纪念”便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鲁迅在全面抗战前夕逝世了,但他伟大的精神并未远行。虽然鲁迅曾在杂文《死》中表达过死后“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这一想法,但这份“拟遗嘱”,注定是“被背叛的遗嘱”,实际情况与鲁迅的初衷严重背离。鲁迅逝世后,铺天盖地的“鲁迅纪念”集体强化了鲁迅“民族魂”的形象。重庆作为战时“鲁迅纪念”的一大重镇,因其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使得抗战时期重庆的“鲁迅纪念”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鲁迅纪念”相关文献的爬梳、整理,在勾勒出战时重庆“鲁迅纪念”概况的基础上,分两个路径对鲁迅纪念进行研究:系统梳理《新华日报》中有关“鲁迅纪念”的文章,厘清中共对鲁迅的塑造过程;系统梳理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中“鲁迅纪念”相关文章,考察以文协为代表的文艺团体对鲁迅的纪念,最后简要分析战时重庆“鲁迅纪念”的重大价值。鉴于此,本论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一章对战时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简要说明,在明晰战时重庆举办“鲁迅纪念”的时代背景下,勾勒战时重庆历年来的“鲁迅纪念”大会概貌,并简要分析纪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仪式政治对“鲁迅形象”生成所起的推动作用。第二章以考察鲁迅形象“政治化”为中心。本章对战时重庆唯一一张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进行考察,选取其中宣传“鲁迅精神”的文章,分析中共党报中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以及战时重庆“鲁迅纪念”中政治所起的作用。第三章着眼于对文艺阵营中“鲁迅纪念”的考察,选取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为例。首先分析了文协在鲁迅纪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随后梳理《抗战文艺》中有关“鲁迅纪念”的文章,明确《抗战文艺》以“鲁迅精神”为文化堡垒对抗战宣传所起的重要作用。第四章深入挖掘战时重庆“鲁迅纪念”的价值。一,宣传“鲁迅精神”,培养抗战生力军;二,文艺服务于抗战,团结抗战力量的典范;三,为中共获取政治认同,掌握文化领导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