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社面临向读者推销产品的任务。《出版周刊》作为商务印书馆自办自宣刊物诞生,主要提供馆内出版信息。之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社会对读书的需求日益提升,读者不仅需要购买书籍,还需要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读书指导,读书出版类杂志正当其时。《出版周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改版增设文化服务栏目,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这一类集出版信息、读书指导为一体的读书出版类期刊的首发和代表。根据《出版周刊》的性质,研究从其整体概况、商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四个方面展开。《出版周刊》于1924年1月创刊,1941年7月停刊,随着商务印书馆的起伏兴衰两度停刊又两度复刊,前后历时17年。主编李伯嘉重视文化,关注世界,认为出版通过文化保存和文化传播推进文化建设,因此周刊广告注重对文化内涵的呈现;将中国出版放入世界体系考察,视野开阔,对世界局势与出版的关系认识深刻。低廉的价格和广泛的发行,在扩大周刊市场占有率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作为一份读书出版类的大众期刊,《出版周刊》具备鲜明的商业性和文化性双重属性。《出版周刊》上的商业性内容主要指的是种类繁多的信息广告、预售广告、折扣广告、文化广告和其他反映商务多元经营的文体广告。广告以出版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为诉求;语言短促凝练,便于记忆;表现形式图文结合,灵活多样;版面安排疏密有致,节奏自然;在宣传上注重时机的选择。《出版周刊》上的文化服务性内容,以读书方法指导、印刷知识介绍为代表。这类内容以服务读者、促进文化发展为标的;主题选择切合实际;语言规范,专业性强;作者专业素养高;社会影响大。这一类内容,在宣传商务印书馆产品的同时树立起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企业形象。因此,《出版周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作为商务印书馆自宣刊物,《出版周刊》实现了其对母馆的产品宣传和品牌建设目的;为之后出版类期刊的大量出现开辟了道路;有力地倡导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以出版专业期刊的身份昭示出版理论的早期自觉。《出版周刊》以其最接近事实发生时间的记录使得登载于其上的出版信息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研究者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策略、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与社会文化的深入互涉。处于民国初期书业竞争激烈环境中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发展本馆事物所采取的出版方针、宣传策略、经营模式等,也将为当今出版企业应对转企改制,迎接市场竞争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