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修改宪法后,《宪法》的第100条第2款新增了设区市权力机关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需要报省级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的规定。这一举措是对《立法法》地方立法探索和成功经验的确认和巩固,同时也是对《立法法》保留批准制度的肯定。但是,批准制度本身并非不存在争议,并且这样的争议通过《立法法》对批准制度的保留而延续。而修改后的《宪法》条文规定也只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即设区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合宪性问题,从而明确设区市立法主体享有完整的立法权限,进而回应了批准制度的性质是一种事前立法监督手段而不是对设区市立法实质内容的决定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既然批准制度不是维系设区市立法合宪性的纽带,也即意味着该项制度并非牢不可破,当它实际功能的发挥会阻碍立法引领深化改革,并且有违中央就地方立法主体进行扩容的初衷的时候,是继续维持并不断强化、完善批准制度还是将关注焦点转向能够替代批准制度的事后监督审查手段备案程序呢?当然,这里事前与事后的分割是以设区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为界限。对于设区市立法主体而言,批准制度的存在使其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该如何行使地方立法权限?即便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地方立法在宪法框架下也享有相对分权。同时根据《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民意的代表,人民自身的自治权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转化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治权。所以,设区市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自主权是具有正当性的。而通过批准程序引入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地方立法制定过程的提前介入,在对其事先审查标准缺乏规范性和审查行为没有监督反馈制度的情况下,很容易使批准褪变为省级人大常委会将自我意志和价值判断对设区市立法主体的强行灌输,进而损害设区市地方立法主体的自主权。又因为设区市地方立法自主权的缺失,导致地方立法主体的立法责任意识淡薄,使创新和精细化地方立法缺乏内在驱动力。另外,批准制度的完善最终均会演变为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权的强化,对设区市地方立法自主权的进一步损害。并且,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试图通过批准制度发挥事先纠正、化解立法冲突的预防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而批准制度对设区市地方立法权限的控权作用,也因为设区市有限的立法权限已不能满足设区市人民的切实立法需求,而显得缺乏必要。综上,应该修改宪法废除批准制度,从而腾出精力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以发挥事后审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同时,地方立法问题的滥觞还在于地方立法主体自身,切实发挥地方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设区市地方立法制定过程的民主性是必要措施。与此同时,还应该强化外在监督,尊重地方法院对设区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以此,多管齐下,督促设区市地方立法主体制定出真正切合地方实际的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