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汽车逐渐走入百姓家庭。而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也给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和任务越来越重，现有交通警察数量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交通管理需要。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将电子科技手段用于交通管理工作成为新的趋势。这其中，利用各类电子监控设备自动拍摄交通违法行为并进行处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现场执法”，就是一种重要的执法手段。通过“非现场执法”，不仅有效补充了执法力量，提高了执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上大大扩展了执法范围，而且对驾驶员无形中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保障了道路安全和通行秩序。但“非现场执法”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一种新的执法手段，在法制运转特别是执法环节还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探讨与解决。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分为四章。前言为“非现场执法”问题的产生和争议点，主要以“杜保良”事件引出当前社会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采取“非现场执法”方式存在的争议。第一章阐述了“非现场执法”的概念、特点及现实意义，简要介绍了传统的现场执法概念和“非现场执法”方式产生的过程，并以笔者实际工作所知、所得，对“非现场执法”进行定义，与现场执法相对比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同时从科技强警、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效率以及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等几个不同角度阐述了“非现场执法”的现实意义。第二章分析了“非现场执法”的合法性，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从取证设备、取证形式和取证程序三个方面阐述了“非现场执法”取证环节也是最核心环节的合法性。第三章主要从法制运转的执法环节分析了“非现场执法”存在法律的缺陷，分为四部分。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告知、处罚、强制性和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第四章重点针对第三章分析“非现场执法”存在的缺陷，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学习借鉴的角度，介绍了国外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的先进经验。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从规范执法程序、实现合理行政以及强化司法救济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最后是结论部分，肯定了“非现场执法”的作用，认为在大力发展“非现场执法”的同时，也要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非现场执法”的法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