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术语之一,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传入我国后又成为我国文论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词汇。本文通过梳理反讽在西方的发展史和在中国的引进史,力求在历时的考察中理解其基本定义、文化内涵和发展动态,在横向的比较中找出中西文学批评系统中反讽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并借比较中的自省来理解和丰富中国自身的表述系统,丰富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思想资源。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梳理了反讽在西方修辞学中的演变。在传统修辞观中,反讽被定义为言与意的不一致或悖反,在滑稽谐谑中达到隐秘地批评的目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派在理论上将反讽定义为组织诗歌的结构原则,但在批评实践中,仍沿用了传统修辞观对反讽辞格的解读法,并把反讽的言意不一致特征进一步扩大,致使凡具多重解读意的字词诗行都被称为反讽。20世纪中期修辞学走出了研究演讲或作文如何遣词造句的传统桎梏,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涉及交流的所有实践领域。新修辞学泰斗肯尼斯·伯克将反讽等同于辩证,指在交流中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对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转化的洞察和对同一事物内部兼容对立特质的了解。解构主义修辞学家德曼把反讽比喻为转义寓言的永恒的合唱颂歌,反讽不断跳将出来破坏寓言化叙事,因此,对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该有一个所谓权威的“真正的理解”,阅读应该向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开放。米勒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试图说明反讽是文本中一种永久性的间离效果,且充斥于整个文本,反讽使文本中的语言和事件受制于双重甚至多重的逻各斯,从而打破赋予文本终极意义的阐释模式。反讽辞格随着西方修辞学的演变而变化了自身的内涵,修辞学的演变又根源于语言观的改变,在西方修辞学史中,语言从最初的工具地位逐步上升到本体地位,反讽见证了也促进了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段在否定常识的基础上前行的轨迹。第二章梳理了反讽在西方思潮文论中的发展史。反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目的是要用反讽来对传统知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进而激发人们用灵魂去思考,使一种绝对知识在思想中自行显现。18世纪末以弗·施莱格尔为首的浪漫派发现无限的纯粹自我难以企及,只有靠有限自我的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无穷交替性反讽运动才能无限接近纯粹自我。浪漫派还发现绝对真理不可能直接由某一固定的概念得到完整的揭示,只能通过反讽展现的矛盾、否定和创造被间接地暗示出来。然而哲学只能解释反讽,艺术却能做到反讽,由此,浪漫派把反讽由哲学引入到美学。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众声喧哗的语境中,一些学者对反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伊哈布·哈桑把后现代反讽视为“意义熵”,但他把反讽列为后现代主义重建趋势中的特征之一,在他看来,反讽的意义熵既是玩世不恭中表达的对这个世界的隐喻意义上的沉默,也是在实质性的混乱嘈杂中引入多元价值,为再创造作准备。琳达·哈琴认为反讽体现了后现代共谋与挑战同在的矛盾性,它在意义上表现出相关性、包容性和区别性的特征,且具有评判锋芒,可用作武器最终在社会层面上发挥功用。但反讽的评判锋芒具有双重性,运用不得当会产生严重后果。哈琴强调现存的话语共同体是反讽能够发生的首要条件。在反讽的使用和诠释方面,哈琴更关注诠释方。哈琴还指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都以反讽为有力的破坏性工具,但后现代主义无法将质疑行为转变为变革实践,后殖民和女权主义则具有明确的政治规划和行动理论,从而超越了后现代在政治上批判与共谋的矛盾性。理查德·罗蒂质疑真理是对现实的准确再现的看法,提倡由“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接替传统哲学文化。这种反讽主义者不相信“正确的”终极语汇的存在,总是希望从公共修辞中摆脱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终极语汇,从而创造出最佳的自我,但在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会避免侮辱他人,所以在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汇。从古希腊到后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范式发生了极大的逆转,这一逆转来源于真理观的改变,苏格拉底坚信绝对真理的存在,后现代学者消解了真理的形而上意义。反讽在这一逆转的过程中被作出不同的阐释,以适应不同时期真理观的需求,同时反讽也以与生俱来的否定精神引领哲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中怀疑和否定前人的既有结论,成就了真理观的逆转过程。第三章介绍了中国对西方反讽的引进与理论探讨。我国古代的曲笔修辞和道家的言意之辩为后来的反讽引进奠定了一定的本土基础。正式的引进分为“五四”至1978年、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五四”至文革期间我国建立起自己的修辞学体系。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总结出三十八格,其中“倒反”格正对应西方修辞中的反讽。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西学者的直接交流促进了我国对英美新批评反讽的引进。同时鲁迅不仅著文和讲座宣传旨微而语婉的反讽,还身体力行地在创作中使用这种手法。文革结束至今反讽不断被译介到我国,丰富的译介材料使国人对反讽的构成机制、作用原理、哲学内涵等各方面的理解都更加全面和深化。我国当代对反讽的理论探讨也存在于修辞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在成体系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中,与西方“反讽”辞格对应的汉语辞格是“反语”,随着我国修辞学对交际的强调,修辞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反语辞格不再只关注发话方,而是强调发话方和受话方双方的互动。在文学批评方面,我国的反讽理论探讨形式多样,有中西对比的,有以西方反讽文论为基础提出中国当代文化构想的,还有用西方反讽理论赏析作家作品的。总的说来,国内研究者对反讽技巧的分析越来越细致,但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研究反讽的文章还不够丰富。第四章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反讽的表现和特色,并指出了反讽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的误区。中国现代小说中偏爱反讽的代表性作家有鲁迅、郁达夫、张爱玲和钱钟书等。中国当代小说中反讽手法得到普及,无论是在独特经历后形成个人风格还是各流派小说的共同风格中都有反讽的参与。与西方文学中的反讽比较起来,中国文学中的反讽表现出杂糅性和世俗性,属于理论旅行后的积极调整。我国文学批评中反讽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将反讽与讽刺混淆,和过分的游戏化等。结语指出,反讽是一个跨文化语境移植而来的概念,在中西方文学中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言意的悖逆、温和的对抗、作者读者与语境的合作、超然的心态以及幽默的效果。这些在纵向和横向的变化发展中仍保持不变的因素正是使反讽能被识别出的核心因素。同时当代反讽面临着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质疑传统主流范式的同时引入新的文化理念,造就多元价值共存的新文化；另一种是质疑甚而消解传统范式,但又无意引进新范式,使文化面临虚无主义的危险。因而设问在进入反讽时代之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反讽的积极的建构作用,避开价值虚无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