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事实表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可能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之后，随着家庭养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已婚女性的就业意愿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制约家庭消费率的进一步提升，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消费红利”大打折扣。
　　本文基于一个两期的家庭共同偏好模型分析表明，家庭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家庭消费率产生两种影响：一方面子女数量增加会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储蓄决策；另一方面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当已婚女性就业对家庭消费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时，子女数量增加会通过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间接导致家庭消费率下降，并且这种间接效应在中等收入家庭尤为显著。
　　利用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首先实证检验了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边际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相较于独生子女和无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的消费率平均高出3.23%；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验证了已婚女性就业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相较于妻子不就业的家庭，妻子就业家庭的消费率平均高出16.55%。进一步，本文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两个视角解释了为何已婚女性就业会有助家庭消费率提升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估计了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导致已婚女性就业概率下降并进而引起家庭消费率下降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多子女家庭对已婚女性就业概率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08，多子女家庭通过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间接影响家庭消费率的边际效应为-1.32%。当同时考虑子女数量上升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时，多子女家庭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总效应下降为1.9%。
　　最后，本文考察了不同收入群体中家庭子女数量上升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子女数量增加导致已婚女性就业概率下降并进而引起家庭消费率下降的间接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中等收入家庭，而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并不明显。本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上述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当前，我国的持续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进一步放松生育政策，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也急需释放新的动力。本文的研究结论暗含的一个政策含义是，在相关配套政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可能会对女性的劳动参与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并进而波及到家庭消费，不利于家庭消费率的进一步提升，而这可能会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目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