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代的正史、地方志、文集、律例文献、判例等史料，借助于滨岛敦俊等人有关江南区域史的研究成果，试图对海瑞的“道义经济”观念进行考察。文章通过将徐阶案放置于江南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场景。为此，本文注重借助历史人类学的做法，在文献中进行田野考察，以建立适当的“历史感”或“地方感”；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表达与实践”的区分。 “道义经济”一词，首先由爱德华·汤普森(E.P. Thompson)提出的，之后由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进行阐发。本文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斯科特稍有不同。斯科特是在“生存伦理”的层面上使用此一概念的；本文则是从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此一概念，它指的是“当时人心目中的一种较为具体的有关社会公正的观念、权利义务的观念和互惠的观念”。因此，文中使用的这一概念的适用对象并非限定于“弱者”。 本文通过对徐阶案的考察，得出三个结论。首先，要想弄清徐阶案的实际运作过程，必须弄清三组关系： 1、“主-仆”关系； 2、“典买主-典卖主”关系； 3、“田底主-田面主”关系。 它们都是在为规避当时法律对“投献”的惩罚的过程中而产生的。其次，在海瑞看来，“财富”并非不可取，关键在于其获取方式即“作”必须是有某种形式的“投入”的，它可以表现为“体力”，也可以表现为“资金”、“技术”等形式--这就是海瑞的道义经济观念，也是他在处理徐阶案时的出发点。 最后，海瑞要求徐阶“退田”的法律依据是“典卖”，此一判决对江南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加叹、杜绝”习惯的出现(即经济史研究中的“找价”行为)，是否是徐阶案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徐阶案在此一习惯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