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微博等新媒体技术终端的应用和普及，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这不但使得舆论在中国的形成完全成为可能，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力量对比。　　新旧媒体融合时代，公众开始积极关注社会公共事务;微博客等为网民和公众关注社会问题、交流意见提供了公共平台;传统媒体条件下，公众所能实现的说到底是间接表达，大众拥有少得可怜的参与机会，而新媒体时代技术赋权使得自由而直接的表达成为可能。公众、自由表达和公共领域，这三个要素的具备，开启了中国式舆论。这实际上就打破了沃尔特·李普曼所认为的公众舆论不可能的看法。　　以往对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将舆论的形成分成若干个阶段来讨论，并总结出一个模式。阶段式的观点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舆论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动态的过程，各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如果尝试分析影响舆论形成的各方力量，研究这些力量之间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如何博弈，影响话语权，主导舆论的形成，这既是一新尝试，也是一个小创新。　　当舆论的形成环境和过程变得更为复杂，首先面临的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交融与互动问题。现实社会中的意见观点与虚拟世界的意见观点会交互影响，大众穿梭于现实社会和虚拟世界，两者必然会相互影响。新旧媒体在调和两个世界的冲突，有时能把他们的分歧弥合起来，最终达成共识。也有不少时候，由于受制于某些原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始终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见，舆论呈现断裂状况，这就是当下被人们经常提及的“两个舆论场”。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在去中心化之后，又有一个再中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意见领袖阶层则成为了新的中心，并且成为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不但会影响网民和公众对社会事务的看法，而且充当着议题引爆者、信息解码者、意见引领者和社会动员者的角色，对舆论的形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公权力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公权力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多重角色身份，作为媒体的管理者有时候能影响媒体信息的传播;作为新媒体的使用者，通过政务微博、公安微博等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到公共领域;在某些时候，可能又成为了具体舆论事件中的应对者，甚至由于应对不当，而引发舆论危机。公权力有时在这几种角色中来回腾挪，这显著区别于以往。　　湖南永州唐慧劳教门事件是各方力量进行博弈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个舆论场域中，公众、微博意见领袖、地方政府、湖南省委省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进场了，最初围绕唐慧劳教问题，逐渐演变到劳教制度的讨论，先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高潮。这个案例全景地展现这些力量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　　至此，可以得出几点相对简单的结论:　　第一，新旧媒体融合时代，舆论格局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舆论形成力量对比也完全不同于过去;　　第二，舆论的形成过程是公众、意见领袖、公权力等各方力量博弈的过程;　　第三，当下中国，舆论应对不宜用信息控制、技术屏蔽等简单化手段，而应该寻求新旧媒体之间、官民之间、公众与意见领袖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