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先锋艺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冲击着传统艺术的规则和概念，使得诸多艺术理论面临失语的危险。早期分析美学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下，对传统艺术理论进行批判，并认为艺术不可定义，衍发出了反本质主义的研究路径。反本质主义虽然厘清了传统艺术理论中的逻辑错误，但有明显的取消主义倾向。后继分析美学家又通过对反本质主义相关论点的批驳，探索新的艺术定义方法，直面先锋艺术对艺术定义的挑战。作为新本质主义者的分析美学家，丹托首先从语义学层面出发提出了“艺术界”理论，认为决定艺术判断的不是艺术品的外显特征，而是由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知识组成的艺术界。随后，丹托通过对三组表面上不可分辨之物的分析入手——艺术品与纯然之物、艺术品与单纯的再现物、表面上相同的两件艺术品——探索艺术的定义，认为阐释构成了艺术品。阐释是根据“理由话语”作出的。理由话语组成了艺术界，将艺术品、艺术界参与者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艺术阐释论和艺术终结论在“艺术和哲学关系的嬗变”这一层面上有着内在联系。在丹托看来，哲学和艺术的关系自柏拉图开始就是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这种剥夺在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那里得到了继承。通过对其不合法性的批判，丹托指出艺术不应该是哲学的附庸，艺术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有其必然性。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体现在艺术史中，就是哲学提供了艺术真理，并将其与历史意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线性进步意义的艺术史。因此，艺术史就是一部剥夺的历史。1964午，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盒子》的出现一举终结了艺术史，因为这件艺术品转变了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哲学从思考“艺术本质上是什么”转向思考“艺术如何可能”。丹托的艺术阐释论及其所代表新本主主义艺术定义也是这种艺术哲学关系变化的结果。艺术阐释论和艺术终结论都是哲学艺术之争的表现。　　丹托的艺术阐释论转换了艺术定义的视角，将更多的批评范畴带入到美学研究中，促进了学术转向。在论述了被哲学剥夺的艺术及艺术史的终结之后，丹托给出了艺术在后历史中“多元主义”的规划。多元主义描绘了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是艺术的彻底解放。这种规划无疑是对活跃的艺术创作现状的鼓励，是对先锋艺术的辩护。然而丹托的这种规划显然过于乐观了。先锋艺术作为对艺术体制的反抗性力量最终在自身成为一种新体制和与消费文化和解的过程中消耗掉了。被丹托忽视的艺术体制从各个层面上给艺术设立边界。此外，丹托对核心概念“阐释”的论证存在模糊性问题，这又削弱了其理论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