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面对嘉万年间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以及崇尚虚无、认情识为良知的学术弊端,他毅然举起“卫道”的大旗,在继承阳明和王艮思想的同时着力纠正心学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以监察御史督学南京期间,耿定向简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少人在晚明思想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与李贽的争论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广为人知。总之,耿定向是阳明心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亦是万历年间心学的一大旗手。“卫道”意识是耿定向思想的基调和逻辑线索,他的一切学说都是为了捍卫儒家道统,批判与儒家正统思想相背离的观点。天台对于儒家道统有着自己的理解,即在吸收前人道统说的基础上,通过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概念重新描述儒家道统的发展过程。另外,天台的道统说摒弃了门户之见,无论是朱子还是阳明都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耿定向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心性论与工夫论两大部分,另外他还立足于儒家立场,吸收并评判佛教。在心性论方面,耿定向的核心思想是“真机不容已”说。“真机”囊括了他对于心性本体的理解,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性、仁和良知；“不容已”则凸显了心性本体的能动性。进一步,耿定向立足于孟子的“颡有泚”之论,贯通天人,将“真机不容已”解释为天赋的道德原则以本心为渠道的外化过程。另外,他还强调“真机不容已”与“万物一体”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源泉与归宿。而在他看来,担任地方官是士大夫达成万物一体之境的有效途径。耿定向的工夫论是围绕“学有三关”说展开的。所谓“学有三关”,是指为学须有三个阶段,即“即心即道”、“即事即心”和“慎术”,它们分别对应学界的一种问题。“即心即道”强调心与道的统一性,要求学者反之本心以求道,反对向外求理。它体现了耿定向思想的心学底色。“即事即心”则凸显了耿定向对泰州学派的认同,它承认本心、道体最终表现在具体事为之中,要求学者从百姓日用之事中见道,而不能耽虚泥无、事外求心。“慎术”是耿定向工夫论的核心环节,这一思想来源于孟子,旨在强调正确的手段是成德的重要保证。在耿定向看来,孔子之学就是儒者成就德性的有效途径。它所针对的则是由“现成良知”说衍生而来的混淆情识与良知,漫谓一切皆是的弊端。在此基础上,耿定向对佛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一方面吸收佛学观点,用以解释、说明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严格地区分佛教和儒学,这集中体现在他与弟子焦竑就程颢辟佛一事展开的争论之中。李耿之争是耿定向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它包括哲学思想之争与历史观之争。李贽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基本观点是“童心说”,其特点是“绝假纯真”,即肯定私欲与自然之性。基于此,李耿二人的哲学之争体现在三个方面：孔子思想之争、“不容己”之争与人性之争。首先,李贽认为,学者不当以孔子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耿定向则强调孔子之学具有永恒的意义,遵信孔学并不等于盲从。其次,李贽认为自己的“不容已”之说以成德为目的,是大人之学；耿定向的“不容已”只局限于洒扫应对的细节,只是小学,两者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分。耿定向则立足于“即事即心”说,强调大人之学离不开洒扫应对之事。第三,李贽指出,真正的人性是以利己为目的的自然之性。耿定向则认为,人性的本质是道德性,它是对于自然之性的必要限制。在历史观方面,李贽强调“论赞须具旷古只眼”,要求史家具有自己的论史标准,不可人云亦云。耿定向则立足于“卫道”意识,以道德性作为判断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李耿二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集中反映在他们对于冯道的不同态度上：李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冯道“历仕四朝”的行为,认为他此举意在保民；耿定向则基于儒家的忠义观念,对屡次变节的冯道大加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