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著名左派基督教伦理学家、哲学家赫尔穆特·戈尔维策这样评价京特·安德斯：“安德斯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每个人，如果他想知道自己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并想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走出来参与这个世界——即使这种参与不能改变世界——那么他无论如何都应该读安德斯。”安德斯与传统哲学家的不同在于他呼吁哲学走出象牙塔，用哲学来探讨人的生存的具体问题。他积极投入反核、反战以及现代性批判活动，《过时的人》一书便是他现代技术批判的代表作。我们以《过时的人》一书作为文本依据，展示了京特·安德斯眼中的现代技术。在安德斯看来，人通过多媒体进行的实践活动是技术实践最直接的活动形式，他首先进行了现代媒体批判。安德斯作为哲学家第一个认识到电视不仅是制造幻象世界的一种媒介，而且更是制造特殊类型的人的机器。于是电视作为“大众隐居机”造就了“大众隐居者”。独特的现实个体变成了“大众隐居者”、“顺从的奴隶”和“消费世界的人”。安德斯从现代媒体批判出发，进而扩展到了现代技术批判。安德斯在探讨技术异化的同时批判技术使人的意识丧失，他通过两个历史阶段呈现人的意识丧失：以“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呈现人的对象意识的丧失；以“世界末日失明症”呈现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安德斯通过对机器和原子弹的批判深刻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没有时间的存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德斯特别关注世界命运、人的命运，尤其是个人的命运，因此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现代技术伦理批判。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人带来一场内部革命，人从使用工具的人变成制作工具的人，又发展为作为原材料的人。人逐渐被揭开生命密码，丧失了自然性。不仅如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也因此成为透明的人。在安德斯看来，在今天技术伦理的要求下，“应该这样去行动，使你的主观欲望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做普遍制造出来的需求”。这样一个伦理的绝对命令已经不再是道德自律意义上的实践活动，而是技术伦理意义上的实践活动，这实际上是从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实践的反思与批判发展到了安德斯意义上的技术实践的反思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