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形象(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是当前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学界研究更多以当代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使得这个本该具有历史底蕴的问题欠缺了应有的历史性与文化性思考空间。回溯美国的中国形象发端源头,众多历史记忆的线索都指向了来华美国传教士这一群体。1830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和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两位美国传教士登陆广州,自此揭开了传教士近距离接触、观察中国的历史大幕。他们成为继商人之后来华的第二个美国重要团体,伴随着此后一百多年不间断的在华传教活动开展,他们和商人、外交官一起构成了美国对华直接观察认知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著书立说、发行报刊,回国后巡回演讲,在对华关键问题上游说美国决策高层甚至总统本人,通过多种形式向美国各个阶层传递中国形象,成为影响美国中国观的“唯一适当或精确的来源”。从中美外交关系的开端、发展到走向成熟,都深深烙下了美国传教士认知中国的痕迹。因此,研究美国来华传教士认知中国形象的策略及其转变过程,可以为深入理解当今美国之中国形象形成原因提供坚实的基础。传教士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伴随着其来华传教这一跨文化活动而展开、发展和深入。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与晚清中国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虽然基督教新教在客观上是伴随着西方的商业和军事活动而强行进入中国的,但是从整体上看,传教士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经历了“挑战—调适—平衡”的过程,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在现代化转型之中努力适应外来文化冲击,两种异质文化最终呈现出相互适应的趋势。在这种总体适应趋势之下,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本文对这种时代性转变的描述,包含对以下问题链的追问：传教士的认知策略是什么?认知策略和外在语境、内在心理图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认知转变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跨文化的同情性、对话性理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选用从社会交往图式透视心理认知变化的理论视角展开探讨,这是本文的新颖之处。具体而言：首先,将传教士还原到母体文化的语境之中,考察基督教文化赋予传教士的角色、为其设定的目标和策略,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感知世界的情感特质。这些内在的心理图式深刻影响他们认知中国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观察视野以及对好坏、善恶、美丑的评判标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考察来华后传教士在角色、策略和情感和判断标准等方面所遭受的儒家文化的质疑和他们遭受的困境。中国人对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文化的反应模式成为传教士评价中国人的关键依据。通过这两方面的讨论,我们说明了传教士认知的中国形象与其特定的心理认知结构和所处的文化情紧密相关,是他们对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这些差异所代表的文明发展趋势了解、认知和评判的结果。其次,将传教士的上述心理图式融入到贝利的文化适应模型之中,结合他们所经历的“挑战—调适—平衡”的过程转变,分析传教士所采用的认知策略。本文考察发现,基于传教士神学思想差异,来华美国传教士主要采用了“分离”和“整合”两种主要的文化适应和认知策略：一部分传教士强调保持与“本部”相似的角色和情感图式(身份),以“信仰取代”这种不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国本土信仰体系,与中国社会的正统价值和主流人群分离,而主要在社会下层群体中进行文化接触,表现出“分离型”文化适应与认知特征。相应地,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贫苦、动荡、无知、守旧和落后等阴暗化一面,其认知的中国形象较为晦暗,但其中也包含中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另一部分传教士虽然也强调“本部”文化为其设定的角色,但是能够灵活调适,通过“以学辅教”、上层传教等策略与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靠近并形成较好地交往,同时他们对中国儒家文化采取更为宽容的“文化改造”态度,承认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要素,又强调通过引入西方文明实现“补儒”,体现出“整合型”认知特征。相应地,他们更多地站在社会中心地带关注中国的改革进步,体察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其认知的中国形象具有进步、觉醒等积极色彩。但是,不论采用哪一类型的认知策略,传教士群体在根本上还是坚持基督文明优越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立的主体性,也还不能意识到异文化存在对自身文化的积极价值,这是传教士认知的局限。最后,通过梳理传教士主要作品文本,发现在整个19世纪,在世界总体文明形态呈现西强东弱的情况下,“分离型”认知策略占据着主要地位,“整合型”认知策略属于潜流。这就造成了传教士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呈现出整体暗影中夹杂着局部光亮的特点。“分离型”认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投射特点,这种特点与传教士的强烈的使命感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传教士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伴随着权力关系而膨胀,这对美国中国观的形成、延续,直至今日仍然发生着重要影响。在跨文化交流之中,这种思维方式潜在具有排斥、消解和征服(取代)“他者”的立场,因而不能形成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和意义分享。而“整合型”认知思维则从权力关系内部形成了对它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