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被世界各国政府纳入国家战略。然而,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与规范管理滞后于规模成长,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各方各面的影响及测度仍在被不断探索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深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作为当前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OFDI经验丰富,而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OFDI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是否存在吸引力,是否影响我国企业OFDI决策,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当前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的定义,测度及作用影响,且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正进一步丰富。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对互联网、信息通信等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对传统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变革,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的一种经济形态。而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其中有关数字经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仍在少数,且作用机制未成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数字经济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以降低成本、拓展市场、降低风险为中介,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全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体系。为了进一步测度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以瓦西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7个二级指标中提取出四个因子载荷量超过1的主成分计算综合得分并提取数字经济治理得分、数字经济投入得分和数字经济产出得分。在数据充分可得的情况下,计算得到2010-2019年间70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各项得分数据,并以均值分析了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用了我国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事件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呈正向相关关系;数字经济治理得分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有关,而数字经济投入和产出得分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并无显著相关性。且异质性检验说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治理得分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均有正向相关关系,投入得分均无关,产出得分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无关,但与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有关。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做主体及替换变量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了当前结论的有效性。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