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以来,它就与传统的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集中在有关“原意”、“先见”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性”等问题上。反观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实际也存在着追寻作者原意的“以意逆志”法和承认解释的多元化的“诗无达诂”论的歧异。那么解释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文本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呢?这些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和探讨,不仅是基于解释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以及对作品文本合理的解释实践的需要,而且还关涉到当下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现实问题。全文约三万字,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首先对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必要的述评,指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把消除误解,达致作者的原意作为解释的唯一目标,伽达默尔则批评这种传统的方法论解释学忽视了理解的历史性,认为解释者和文本都有着处于演变中的视域,因此理解不是消极地重建作者的原意,而是积极地不断地作出新解释的过程。接下来以这种西方解释学理论为参照,对中国古代的解释思想及其价值进行了梳理和阐发。第二、三部分则分别考察了与方法论解释学相似的“以意逆志”,以及与哲学解释学相似的“诗无达诂”,它们之间所有的共同点使得这种考察成为可能,不同之处则使这种考察显得必要。具体地说,就是“以意逆志”和方法论解释学都以把握作者原意为解释的目标,并且提出了可供操作的具体途径,对作者原意的重视,可以说是它们对解释学思想的贡献,但它们将作者原意作为衡量解释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显然是过了头。“诗无达诂”和哲学解释学都承认对作品文本的解释存在着差异,在它们这里文本结构的开放性和读者接受的历史性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解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打破作者原意对文本意义的垄断是有意义的,不过没有任何限定的多元解释也必然会走向相对主义。总起来说,在解释活动中作者意图、文本结构和接受者都是必须考虑的要素,意义也正是在作者、文本、接受者三方的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地生成的,有意味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在文学阅读中大量存在,如果我们把文本的范围扩展到文化领域,那么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活动中这个道理也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我们在第四部分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