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时从证”思想滥觞于《黄帝内经》。其与“因时制宜”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中医时间医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但目前,中医学界对“舍时从证”还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各类中医词典甚至未将“舍时从证”作为词条收入其中。目前,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对“舍时从证”都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应用。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舍时从证”的理论价值和对临证指导的实践价值。自元代医家罗天益在《卫生宝鉴·舍时从证》篇中明确提出“舍时从证”的原则以后,后世虽然对其时有阐发,但主要是在研究中医时间医学时,将其作为“因时制宜”、“时不可违”的补充而略微涉及。研究范围也只是对罗天益的“舍时从证”思想进行阐述,即当病证与季节气候不一致时,不能拘泥于时令气候因素对疾病的影响,而要根据证候来决定治法。研究的内容也以《卫生宝鉴》中记载的医案为主,即夏季用干姜、附子等药组成的托里温中汤治疗寒性疮疡,强调夏季出现寒证也需要用温热药进行治疗。进入现代以来,相对于“因时制宜”如火如荼的研究状况,对“舍时从证”的研究则略显冷清。经检索,以“舍时从证”为篇名的文献也仅有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即北京中医学院医88级学生张向群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发表的《浅论“时不可违”和“舍时从证”》。其认为“舍时从证”的原则,正是“时不可违”在临证治疗中的灵活应用。但并未对“舍时从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同样只是引用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记载的医案来进行说明。王孟英是晚清时期著名温病学家,作为“温病学派四大家”之一,其对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温病学家的王孟英可谓深得“舍时从证”思想精髓。即当病证与各种时间因素不符时,王氏能够不拘泥于“时”,而是坚持以“证”为主,随证施治。通过对王孟英医案深入研究发现,王氏对“舍时从证”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不为时气节律所拘坚持以证为本；不为人体节律所困坚持以证为本；不为即时客邪所惑坚持以证为本”。通过既遵守“因时制宜”,又坚持“舍时从证”,王孟英实现了温病学理论和辨证施治理论的完美结合。从“舍时从证”视角对王孟英医案进行研究,为深入研究挖掘王孟英医学思想开辟了新途径,也为多视角研究中医学医案提供了新模式和新范本。同时,结合王孟英医案对“舍时从证”进行研究,可以更准确地理解“舍时从证”的内涵,有助于对其含义进行界定。结合王孟英医案,综合前贤研究成果,可以对“舍时从证”这样进行定义：当时间因素与疾病证候不一致时,不能局限于时间因素对疾病的影响,要坚持以证为主,随证施治。其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舍时气节律从证、舍人体节律从证、舍即时客邪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