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区别不同于“诸夏”文化与政治倾向的人群的需要。作为华夷区分准则的“文化”与民族划分所强调的“主观文化认同”是有区别的。华夷观与族体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族体观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与华夷观念存在一定差异。华夷区分与民族界限在具体标准上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存在着以血缘划分民族的现象。秦汉王朝的统一,产生了新的华夷格局,“华夷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少数民族在与西汉王朝的最初政治交往中,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秦汉王朝对匈奴的防范意识、长城的界限作用、文书的对等称呼等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等国家意识。西汉初年由于汉朝对匈奴的弱势地位,在历史上理想华夷格局与现实民族关系的对比巨大反差刺激下,汉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大大激发。随着以汉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建立,以往以“蛮夷”通称少数民族的情况发生改变,出现了将“蛮夷”分类,用不同名称称呼不同类别少数民族的情况。在政治因素作用下,居于塞内的少数民族具有“华”、“夷”双重身份。在藩属体系下,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中表现的民族意识具有明显两面性,即民族优越感和对他族的防范意识并存。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后,他们的民族性并未消除,任何有损其利益的举措都会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引起民族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循吏承担着“渐化蛮夷”的职责,通过宣传中原先进文化来缩小边疆地区的民族差异,缓和民族冲突。在藩属体系下,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中出现了汉文化因素的渗透,表现在他们与汉族交往时,民族意识的表达需要借助于与汉族的姻亲关系或者共同的历史记忆。东汉和帝之后,东汉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在对外战争中,王朝使用夷兵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夷制夷”的政策被经常使用。政府靠少数民族相互制衡来维系华夷秩序,使得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念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东汉中后期频繁的民族战争中,汉族的民族意识继西汉初年后再次高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提升,突出表现在汉末少数民族在塞内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政权。在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在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的西汉初年和东汉末年出现了民族国家观念的萌芽。华夷观念的存在,为少数民族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提供理论依据,也使汉族人接受“华”化的“夷人”成为可能。秦汉时期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后,很长时间内与汉族处于一种融而未化的状态,真正民族融合的过程需要少数民族主动来完成,即建立民族政权,主动学习汉族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华夷观念也开始影响到少数民族统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的主流方式便是朝着这一路线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