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人称指示语（person deixis）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小觑，恰当地使用人称指示语是人类社会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体现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语用学的研究领域，人称指示语与地点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篇章指示语、社会指示语等关系密切，在各类指示语中，人称指示语占据着核心与主体地位。人称指示语是指对编码于言语活动中的参与者或相关角色的符号指称，通过公开或隐含的人称代词把话语中涉及的人或物与说话人、听话人以及说话人、听话人以外所涉及的人联系起来，表明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称指示语的基本分类区别于一般语法意义上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还包括人称代词和身份语。所谓身份语是指用以表示人物身份的代名词，包括敬语、谦词、亲属称谓、表示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的名词短语等等。人际交往中，身份语必不可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确恰当地使用身份语，会起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反之，会影响交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如J·Lyons(1977)、 Charles J·Fillmore(1977)、S·C·Levinson(1983)、以及吕叔湘（1985）、何自然（1988）、何兆熊（1989）等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论对人称指示语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旧缺乏足够的系统性与理论性。且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从语义区别、功能辨析和语用原则的角度对人称指示语的使用进行研究，并未深入探究人们使用人称指示语的原因。而这个深层次原因就涉及到了语境的关联、客体顺应的结构性、动态语境的生成和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的变化。顺应论是语用学研究领域中相对的新理论。“顺应”理论是由国际语用学会（IPrA）秘书长Jef. Verschueren于1987年在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Adaptation中提出，并于1999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对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种新的理论不同于以往英美传统学派所倡导的语用学理论。传统的语用学认为语用学是一门语言学科或者将其列为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主要从社会或者认知的角度进行。而这两种各有所侧重的研究都未能全面地、整体地对语用学进行认识和反应，未能解决语用学界长久以来界定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而Jef. Verschueren提出的顺应论则一改以往单纯将语用学归为同语音学、语义学、句法学等等相等地位的单一学科，顺应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途径来考察语言的使用，从人类与社会、语言、文化等的关系出发，将语用“综观”作为其核心内容，将语言的使用过程视为是语言选择和顺应的过程。所以考察语言使用必须“从认知、社会、文化的综合角度将语言现象与其行为的语言使用联系起来”。本文拟对《红楼梦》一到四十回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特点从顺应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动态的交际语境中全面地考察人称指示语使用的目的以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上所流行通用的民族共同语汇在《红楼梦》中有所体现并被广泛地使用，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使用的语言。这一部经典巨著涉及主要四个大家族，涵盖繁复的称谓关系，除了家族之间的亲属称谓，还有众所仆人与其主子之间的称谓（可以归为亲属称谓的泛称）。其大量的语言词汇有利于动态地研究近代人称指示语的使用。鉴于《红楼梦》所涉及的人物众多，本文所选取的人称指示语主要涉及亲属称谓方面。从语言现实层面、社会习俗层面和心理动机方面着手，运用顺应理论对人称指示语进行深入研究。顺应论自引进中国以来已有近二十余年的历史，国内研究者多将此理论应用到翻译、文学、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语码转换、二语习得与教学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顺应可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语言使用主体、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变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交际双方的需要。原文代词和身份语的语用转换是比较难以处理的，因此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要对人称指示语进行语法形式的合理转换，使两种文体中相应的人称指示语在特定语境和语用实践中实现表意明确，逻辑合理的转换。作为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中所体现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不同于外国文学作品的，使用的人称指示语不能单一从文化、社会地位角度进行简单研究。因此，从顺应论角度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必要。本文拟从顺应论的角度对《红楼梦》中前四十回中人称指示语的特点进行研究，探讨顺应论在人称指示语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