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时代,以价值增值为统计标准,建立增加值贸易统计体系可以更准确地刻度各国贸易往来情况。另一方面,近年来传统贸易壁垒不断减化,商品在国际交换中各项手续和流程的简化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跨境手续、边境费用和通关效率被认为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参考Koopman(2012)和Wang等(2017a.b)提出的生产分解模型,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发布的基于ADB数据派生出的ADB-MRIO2018指标表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生产位置和国家出口复杂度三个指标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分工情况;以进出口通关时间、通关所需文件数和通关费用三个变量评估各国通关成本。分别考察了2007-2017年期间中国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海关效率和全球价值链状况,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通关便利化对各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2006-2018观察期间,各地区都前后从“申报电子化”、“查验高效化”、“基础设施优化”和“管理制度多样化”四个方面采取了通关便利措施。但是,总体上,通关成本与当地经济发展成反比。在GVC参与度方面,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于沿线经济体资源丰富,因此部分经济体处于GVC前后向参与度45°分界线的上方,但是“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方式较为单一。而在GVC地位层面,发达国家总体GVC地位较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处于上游优势地位。分行业来看,各地区呈现互补态势,但是在高端制造业上,“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一样处于后端简单加工组装地位。在国家出口复杂度方面呈现同样的结果:发达国家所处的全球价值链高度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国家,“一带一路”南亚、中亚的部分国家成为沿线价值链高度亟待改善的重点区域。通过实证模型证实通关时间、通关所需文件和通关费用对其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明显抑制作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通关时间以及全球价值链与通关文件数均呈U型关系,边际影响呈递减趋势。而通关费用与全球生产参与程度为倒U型关系,边际影响递增。另一方面,通关成本的下降除了能促进经济体融入全球分工外,还对经济体的GVC地位和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GVC高度有一定改善和优化作用。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深化海关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进程以及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都具有深刻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