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对现代科技发展有着突破性的推动。但由于基因编辑技术仍在探索中,其具有的潜在威胁和社会风险很大,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各种法律关系亦产生不可小觑的挑战。为了应对风险社会下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带来的法益侵害性,保护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2020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对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犯罪行为的规定,尽管如此,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仍然存在争议。首先,从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一案出发,讨论风险社会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的风险及争议。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包括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安全风险和冲击社会平等秩序的社会伦理性风险。基因编辑技术的双重风险挑战了人类社会秩序,引发了科学技术争议和伦理道德争议,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影响。其次,结合学界提出的不要说和必要说的观点可知,基因编辑技术的不当利用具有法益侵害性,其他法律难以有效制止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必须发挥刑法风险防范作用对基因编辑技术不当利用带来的法益侵害作出规制。对《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刑法规制的问题和出台后刑法规定的内容进行研析,发现目前我国刑法仍然存在基因编辑技术犯罪规定内容不够明确、犯罪规制体系不够完善、立法模式不够清晰等问题。再次,通过对德国、日本、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立法原则、立法内容和立法模式考察,发现域外国家对基因编辑技术犯罪的立法规定内容方面都较为完善,同时构建了基因技术犯罪规制体系,确立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最后,结合上述问题以及域外经验的借鉴,对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刑法规制提出了完善建议,即明确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可以成为基因编辑技术犯罪的适格主体,凡是以生殖或者创造人类为目的实施或帮助实施基因编辑技术的行为均是犯罪行为;在犯罪规制体系方面,除了增设基因技术类罪名以外,还应当对涉及基因编辑胚胎的走私行为、泄露基因隐私行为等进行分类予以刑法规制;在完善立法模式上,提出了刑法典与单行刑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对基因编辑技术等生物科技进行统一规制,在完善基因编辑技术刑法规制的同时保证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